法难来临怎么办？一位兴教寺僧人的追忆和祈祷

编者按：2013年5月2日，是文革后西安兴教寺第一任方丈常明法师圆寂纪念日。1958年，常明法师从中国佛学院毕业后，遵从党和政府的安排并由周总理批准，入住长安护国兴教寺主持法务。当时寺宇凋敝，僧众稀少，兴教寺仅三位僧人看守古寺，常明法师不遗余力维修殿宇，庄严圣像，耕地种菜，自食其力，并留心收集散落于民间荒寺的佛教文物，一大批石碑、经书、法器、佛像在法师的精心保护下得以流传至今。守护佛教文化遗产，老法师居功至伟。如今，兴教寺法难当前，常明法师弟子、兴教寺僧人南山听梦感慨万千，他在恩师忌日这天写道：殷切祈祷老和尚慈悲加护兴教寺祖庭能度过此一劫难，还出家人这片清净的修行空间，兴教寺平安了，才能“护国”！

静静的大师塔（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南山听梦）

兴教寺法会（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南山听梦）

兴教寺前被推平用于修建停车场的麦地（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南山听梦）

兴教寺为雅安地震启建护国息灾水陆法会（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南山听梦）

兴教寺遭遇法难，师祭日倍念师恩

现在是2013年5月2日凌晨零点一刻，时间到了恩师常明长老圆寂4周年忌日，心里感念着“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的话语，无法入眠。 感恩师父锤炼了我们修行的意志，而恩师已然离我们远去了。“驱僧夺寺”的法难降临了，我想问：“师父，我们该怎么办？师父，我想您了！”

千秋护国兴教，兴教寺的位置和来历

陕西省护国兴教寺,位于西安南郊终南山和潏河的北面，居少陵塬之南的半岘上，距古都数几十里,是西安风景最清丽，文化最繁盛的近郊。所谓“得仁山智水之钟毓，聚英雄硕彦之流觞”。历史上，护国兴教寺，曾被称为“慈恩塔院”、“兴教寺”。唐宗章二年，即公元669年，从白鹿塬迁来的玄奘法师的灵骨被安奉于此，因搭建寺，称为“慈恩塔院”。唐中宗（705-710）为玄奘大师亲制影赞，谥号大遍觉法师，塔称大遍觉塔。唐肃宗（756-761）拜谒玄奘法师时，题塔额“兴教”，随之寺院亦称兴教寺。玄奘法师安奉兴教寺以后，开耀二年（公元682年），奘门嫡系高足窥基法师圆寂，陪葬玄奘塔右。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后人于长安丰德寺东岭，迁园测法师骨骸陪葬玄奘法师塔左。左右二塔曰：“慈恩”“西明”。三塔形成“品”样，所谓日斜山字。

百年中兴追风，玄奘法师及文化影响

一个人如果能够影响一个时代，甚至不同区域的民族文化发展，就必须有深刻的思想和高尚的形象。玄奘法师对世界佛教的影响，正是基于这些因素。不过，历史的风云变幻，让我们很难拥有系统而具体的材料，去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研究兴教寺与玄奘法师的影响，我们只能借助零碎的历史资料了。

汤用彤先生曾经指出：“综计奘师相从之人物，非惟集一时海内之硕彦，且可谓历代佛徒之英华。”“法师之教，声及外国矣。”我们这里以兴教寺百年中兴的壮举，窥探沧海一粟，不论缁素，不论华夷，不论国共，始终以玄奘法师为精神内核，以兴教寺为活动中心，以中兴为目的，实践着人间佛教的构想，追风玄奘，也塑造了百年来兴教寺缁素新的爱国爱教的宗教热忱。

兴教寺是东土法相唯识宗，两代三祖的塔院。在唐代法相唯识宗是一支皇家宗学，只有皇室和高级士大夫才有机会接触的宗派。修学条件的局限，玄奘法师的教化和文化影响是否减弱？从当时和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减弱，不但影响了当时，还影响了后人，直到我们今天的文明建设。玄奘法师对我们的影响不仅是宗教上的，也是学术上的；不仅是文化上的，也是人格上的。玄奘法师直接继承印度的唯识宗，完成了唯识宗主要经典的翻译，和其嫡传弟子窥基法师建立东土唯识宗，被奉初祖和二祖。在翻译经典过程中力求“信”“达”“雅”和“五种不翻”的信条，今天的翻译家还在遵守和追求。玄奘法师在把梵文经典翻译成唐韵的同时，也翻译了中国传统的经典，如《老子》，这是中国典籍第一次被翻译成外国文字，也是中国人主动向外介绍我们的文明。同时玄奘法师口述的《西域记》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民俗等多面的文化典籍。

玄奘法师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面的，多角度。精神和人格上的影响更大。玄奘法师结束十七年的留学生涯，（公元645年）回到大唐谒见太宗李世明。太宗曾观法师堪公辅之寄，因劝还朝。法师力陈“终生弘道”。太宗又请随驾东征，法师以违背戒律而辞。如此诸类，可圈可点的事情很多，这些直接影响了历来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或现黄老，或入仕途，或治西学，在中华文明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抱定宗旨，孜孜以求成为文化苦行僧式的大乘菩萨。如章太炎，赵朴初，朱庆澜等等。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演说，就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这应该是玄奘精神千年后的遗风。

史海钩沉，民国时期的兴教寺

五代至宋元明清，“王气东移”，关中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渐次衰落，陕西佛教也是如此。尤其明清时代，陕西佛教基本上呈现抱残守缺的状态。清同治年间兴教寺毁于兵火，延至民国初，但留三塔孤立在少陵塬畔。

民国十一年（1922年）夏初，陕西佛教界派李桐轩居士赴汉口，礼请太虚法师赴陕西弘法，太虚法师时正忙，遂推妙阔法师代劳。妙阔法师到达西安，在陕西佛教会宣讲《大乘起信论》，开近代外省法师在西安弘法之先例。讲经圆满后，以陕西佛教界护法居士康寄遥、路禾父等之挽留，恳请他留在西安弘化，并聘请他为西安兴教寺住持。妙阔法师于晋山升座后，在西安佛教善信护持支持下，重修殿宇，修建五楹法堂，再整寺院，宣讲《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

后来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里，妙阔法师，在朱庆澜将军，康寄遥居士资助下，重修兴教寺。民国二十八年到二十九年，程潜先生来陕，再次昌缘，并经民国政府批准，改寺名为“护国兴教寺”蒋介石及其大元，地方长官一同捐款修建了大雄宝殿，藏经楼，山亭。购置土地等。兴教寺重修碑记载——蒋介石亦曾来兴教寺。“或倡修周陵以振兴中国文化，或倡修茂陵以表现中国民族尚武精神，皆示国人以反本自奋为救国图存之地”。“又出其余力，倡修慈恩塔院，盖以佛法救正人心，拨乱反治之本原也。”由于有以上政治目的，所以才大兴土木，重修兴教寺。完成了中间大殿和法堂奉佛，东边经楼奉法，西边塔院供养祖师的格局。妙阔法师不但在唯识宗学方面发玄探微，并和其弟子创办冬学，满足穷苦孩子对知识的渴望。

其中，1923年11月23日，康有为朝拜兴教寺，并书写“兴教寺”牌匾一块，现在还挂在大雄宝殿东边。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七月，太虚大师在南京毗卢寺成立中国佛学会，妙阔法师代表陕西佛教界赴南京参加成立大会，会中议决成立“佛教工作僧众训练班”，太虚法师请妙师留在南京，于僧众训练班任教。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陕西佛教界促请妙阔法师回陕西，是年十二月，老法师应慈恩寺之聘移住慈恩寺，担任慈恩宗副宗长及慈恩佛学院教学部主任。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老法师发表抗日声明，谴责日寇侵华罪行，呼吁人民和僧伽应积极参加抗战。在八年抗倭战争期间，老法师曾多次举行过护国息灾法会等佛事活动，祈祷抗倭战争胜利，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十月康寄遥和杨虎城将军邀请太虚法师来陕讲学，成为民国时期陕西佛教振兴历程中最为光辉的的一页。十三日太虚法师专程来兴教寺礼玄奘，窥基，园测三塔。十六在寂园——康寄遥宅邸，开慈恩宗寺创立大会，太虚大师被选为宗长，妙阔法师担任副宗长。太虚法师在陕弘法主要讲的还是法相唯识学，使西安佛教界出现了自唐朝末年以来少有的崭新气象，一时义学得到了宣讲。十二月初太虚大师南还，妙阔法师和康寄遥，朱庆澜积极在慈恩寺创办了慈恩学堂，后来迁到兴教寺进行办学。

民国三十年（1941年），太虚大师命陕西康寄遥居士和妙阔法师，在大兴善寺成立“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院”，自任院长，由妙阔法师担任副院长，实际负责院务。民国三十四年在西安大兴善寺设立巴利三藏学院，特聘善归法师专讲巴利文，太虚法师和妙阔法师为正副院长，康寄遥与杨叔吉、高培支等人为兼职教师。

上述一系列僧伽学校为陕西培养了一批近代学僧，沟通了陕西佛教与全国佛教的联系。

康寄遥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也尽力为之。他曾担任华洋义赈会陕西分会会长、华北慈善联合会主任监事等职，长期主持陕西赈济工作。他所主持的佛化社既是一个佛教居士团体，也是一个佛教慈善机构，曾兴办百善成就会，社内还附设有医药室及育幼园、贫儿园等，收容各地孤儿；与佛教会合办难民收容所，收容大批难民；灾荒年份，还经常派人到灾区施粥饭、施种子。

妙阔法师俗家姓魏，名玉堂，出家后法名慧福，号妙阔。山西省五台县人，清光绪四年（1878年）出生。妙阔老法师为陕西省佛教会理事长。日寇侵华战败无条件投降，我国抗战胜利后，老法师到终南山圆光寺闭关三年。1950年后，老法师仍热心于佛教事务，并且带头在大兴教寺实行农禅并举。他曾被选为陕西省人民代表和省政协委员，及中国佛教协会理事。1960年冬，妙阔老法师因病圆寂于长安县香积寺，世寿八十二岁，戒腊六十二夏。老法师品德高洁，道行颇深，为四众敬仰。他不仅精通诸宗，讲经弘法，而且多才多艺，善文工诗。

民国时期，兴教寺前后重修五次，佛教革新思想不断深入。在近代西安佛教复兴运动中，以太虚法师为旗帜，以妙阔法师、康寄遥为先锋和实际领导核心，以兴教寺为基地，以陕西文化名流和国民党部分政要为队伍，进行了一期轰轰烈烈的佛教革新与僧伽教育运动。这一时期的佛教活动或赈灾、或建寺、或兴教、或爱国，特别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安佛教界以民族大义为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战活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妙阔法师发表抗日声明，谴责日寇侵华罪行，呼吁人民和僧伽应积极参加抗战。同年8月12日，康寄遥发表了《佛教徒怎样抗敌》，主张佛教徒应该以佛教教义，积极参与救护，慰劳，募捐和宣传等各项抗战活动。后来又出版刊物，组织佛光纺织厂，为抗战提供布匹等。在八年抗倭战争期间，妙阔法师曾多次举行过护国息灾法会等佛事活动，祈祷抗倭战争胜利，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妙阔法师和康寄遥等这一爱国壮举，受到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好评，也成西安佛教复兴的重要原因，最终使兴教寺成为民国时期西安南郊建筑最为严整和宏大的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