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灿腾指出：印顺法师的一生学佛、著述、弘法，皆有个人独特深感的时代意识在，这可追溯到《印度之佛教》。1942年10月3日在四川合江法王学院写下的《印度之佛教·自序》，论述其编述之缘起、方针与目的时，历述了自己的心理变迁，以及所回应的时代压力。从早期的深信圆融方便为中国佛教独得之秘，到拒斥之为佛法末流，是印顺抗战时避难四川缙云山时所兴起的反省结果。在与师友谈论间，印顺深感于中国佛教之信者众，而无以纾国族之难、圣教之厄。

1938年冬，梁漱溟来山，自述其学佛中止之机曰：“此时、此地、此人。”更使印顺反思号称圆融方便的中国佛教，是否在教理上有未尽之处。读到《增壹阿含经》所说：“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深有感发：“释尊之为教，有十方世界而详此土，立三世而重现在，志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类为本。释尊之本教，初不与末流之圆融者同，动言十方世界、一切有情也，吾为之喜而泪。”江灿腾认为，印顺法师一生的治学态度，可以说皆由其返归印度佛教本义一念而发。此所以他对“真常唯心论”素无好感；对中国的三教同源论，斥之为末流。印顺的思想可概括为：师事龙树革新僧团之志，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宏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也许可以复兴佛教而畅佛之本怀！

杨惠南认为印顺导师“人间佛教”的这一理念，共有五个思想来源：一者来自于他早年对于三论、唯识法门的钻研心得；二者受到了太虚大师所提倡的“人生佛教”之启发；三者来自于《阿含经》和广《律》中所含有的“现实人间的亲切感，真实感”；四者是以时空变化来考察佛法之流变的日本学者；五者是宋、明以来“出佛归儒”之新儒家学者的辟佛风尚。

在《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一文中，简略地归纳出“人间佛教”所应有的四个含义。它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