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到1991年底，台湾佛教登记寺庙共有1723座，登记信徒253087人，教职人员10942人。如果加上未登记者，则前面两个数字分别达到4020座和485.6万人(1990年底数字)，寺庙数量虽少于道教，但申报的信徒人数却居各教中的第一位。佛教界在台湾开设有25所佛学院，12个高级佛学研究所，办有幼稚园102个，图书馆341个，康乐中心139个，出版刊物207种，重要的有《中国佛教》、《海潮音》、《狮子吼》、《菩提树》、《慧炬》、《普门》、《佛教文化》、《中华佛学学报》等；还创办了其他一些医疗、慈善和社会教育机构，其中已招生的大专院校有慈济医学院和华梵人文科技学院，筹设中的有玄奘、法鼓、佛光3个人文社会学院。在经济收入方面，1991年1723座寺庙共申报收入49.38946亿元，其中捐助收入为25.7705亿元，平均每座寺庙全年收入286.4万元。当然，其实际数字远远不止于此。

台湾的佛教组织有1950年3月14日在台北“恢复”旗号的“中国佛教会”，1969年1月5日成立的“中华佛教居士会”和1989年6月17日成立的“中华民国佛教青年会”。这3个组织在台湾县、市一级都有分支机构，以“中国佛教会”与国民党当局关系最为密切。该会会址设在台北市善导寺，下设5个办事机构和14个特别委员会，对内力图控制整个台湾佛教界，对外代表台湾佛教界在国际上进行交往，其“官方教会”的形象和某些派阀作风，早曾备受非议；随着台湾政教形势的变化，该会的作用有所削弱。目前，该会理事长为净心法师。

近二三十年来，台湾佛教界充分利用台湾社会给佛教发展带来的条件，运用广播、电影、电视、出版等传播媒介和举办各类法会、讲演会、文艺演出、弘法游行、宗教观光、圣地朝拜等活动，全方位、多渠道地宣扬佛教，吸引信徒，使台湾的佛教信仰在社会表层呈现出极其兴旺的景象，并在世界范围产生了相当的反响。与此相联系，台湾知识界对于佛教的学术研究兴趣大增，不少学术成果问世。这里，值得提到的两位重要人物是星云法师和印顺法师。星云是江苏扬州人，1927年生，12岁在南京栖霞山剃度，曾任宜兴大觉寺、南京华藏寺监院；1949年到台湾，1967年在高雄县大树乡破土兴建佛光山寺，该寺20年后成为台湾最大道场，别院、分院遍及台湾各地，甚至还发展到香港、东南亚、日本、关岛、夏威夷及美国本土，以至澳大利亚和南非；星云还发起成立“国际佛光会”，以各地的佛光山寺院和活动点为中心，联络组织当地佛教信徒加入协会，从而在台湾和国际华人社会乃至部分非华裔人口中掌握了引人注目的信众资源。星云把自己的做法看作是“提倡人生佛教，建设人间净土”的实践，他以宗教家的热忱、企业家的手段、政治家的谋略，终于把佛光山建成一个资本雄厚、事业众多的跨国集团，其资产总值在80年代已达新台币100亿元以上。凭借巨大的经济实力及个人活动能力，星云在宗教、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十分活跃，还被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选为“中央评议委员”。在始终受到蒋氏父子青睐的“中国佛教会”多届理事长白圣法师去世以后，星云和“中佛会”名誉理事长悟明是台湾佛教界仅有的两位具有这个高级政治头衔的僧侣。

印顺法师，浙江海宁人，1906年生，曾师从名僧太虚，在大陆时就以《印度之佛教》一书奠定其学术地位。50年代初到台湾，创福严精舍、慧日讲堂，从事佛教教育和佛学研究，出版专著多种，是今日台湾公认的佛学泰斗，在大陆和国际学术界也享有盛名。印顺法师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阐释佛教思想的产生、发展、作用和地位，以其对大乘佛教义理的深入考证、精辟思辨和高屋建瓴的诠解、发挥，震动了有感于佛学之深湛浩博的新一代台湾知识层信众，被不少人誉为“台湾佛教的精神领袖”。印顺的思想学说在客观上支持了星云这样的佛教“革新派”的大胆行动；甚至有人宣称受到印顺的启迪，悟出一番道理，创立了新的教团。因创建“慈济功德会”、为台湾下层民众提供医疗慈善服务，向国际社会提供灾难救助，而连续获得台湾当局和国际性奖励的证严法师，也是印顺的女弟子。

目前，慈济功德会的会员达250万，财力已绝不亚于佛光山，只是使用方式不同。一些以知识分子和青年为成员的佛学研究机构或佛教团体，不约而同地请印顺担任“导师”，时常请教。印顺历来与星云一样饱受“中国佛教会”中某一派势力的排挤，在“中佛会”声威今非昔比的时候，印顺法师门庭“下自成蹊”，反映了台湾佛教界内部结构组合的新态势。

纵观台湾佛教近二三十年的发展，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入世佛教”，即“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自力自足”。其最好注脚，就是佛光山集团的所作所为。星云主张今后的佛教要走工禅、商禅并举的道路，这是传统佛教面对现代社会生活严峻挑战的一种回应，以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来求取佛教在现世的生存空间；二是“居士佛教”，这是近代中国佛教本来已很突出的现象，在台湾，一方面表现为在俗信徒的增加超过僧侣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表现为初中以下程度占63.03%的僧侣队伍素质不能适应佛教进一步发展的需要，造成一批高层次知识型信士以钻研、护持正法为己任，而社会上非正规佛教的“复合”信仰一派兴旺的局面。这种状况不能不说是潜藏在台湾佛教繁荣表层之下的危机，但同时又可能是台湾佛教整体水平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