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以来，宗教获得了相对充分的合法性地位。目前佛教徒的人员组成，无疑以在家居士为主，且数量远超前代。但是与杨、欧、吕时代相比，二十多年来大陆的佛教建设（无论是教团建设还是道场建设）差强人意，主要是佛教信徒仍呈现出浓郁的“庶民形态”——与民国时期相比，眼下的“庶民佛教”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尚未从源远流长的“民间化信仰”中摆脱出来，由此导致学术品质匮缺和文化精神之担当的失落。

所谓“庶民佛教”，是赵宋以降民间民俗化佛教在二十世纪的新型表现形态，其实质是佛教信仰的民间化或民俗化，是以功利型佛教、香火型佛教等遮蔽信仰型佛教。与之对应，我们这里所提出的“文化佛教”及“文化佛教徒”之概念，就是对治功利型的“香火佛教”、“庶民佛教”而设，以期为未来大陆佛教的发展提供前瞻性的思考与借鉴，而本文的参考对象，则是民国时期以来以杨、欧、吕为代表的“居士佛教”。

民国时期的“居士佛教”其实已经呈现出“文化佛教”的典型样态：即对佛法的信仰自觉、对佛教真理的价值自居和对文化精神的担当。

文化佛教徒的首要标志是学术思想上的独立精神。佛教教义中原本就有的自由、独立、进取、牺牲等品质与近代输入的西方文化的学术精神相结合，使得民国时期的“居士佛学”更具人文关怀。杨仁山、欧阳竟无等从当时国家民众的真实需求和文化大环境出发，在振兴汉语佛法的素材取舍、思维方法和言说方式上，特别重视吸纳其他文化形态的成就，尤其是西方哲（神）学的新进展，致力于东西方文明冲突中的佛法调和。这些佛教界的有识之士一方面大力收集散佚佛经，通过出版、流通、传播等领域的艰苦努力使佛法的“文本命脉”得以延续，一方面通过讲学、著述从整体上对两千年的汉语佛学进行整理、反思、批判。这两方面的工作其实都是为了使信众对佛教信仰的理解更为全面、更为准确、更为深入，反映了超越于传统教会的全方位的文化视野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