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佛教历史上，“佛教居士”一直是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教会的裨补和辅助力量护持着佛教事业的延续与发展。这一位势到了民国时期则发生了微妙转变：以杨仁山、欧阳竟无、吕澂三代信徒为代表的“居士佛教”，已经隐然成为佛教振兴的主体和佛法代言人，并发挥着更甚于教会的学术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

南京金陵刻经处、支那内学院还有北京的三时学会等教外佛学团体对近现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单看当时的支那内学院，可谓学人咸集、群贤毕至：吕澂、王恩洋、黄忏华、陈铭枢、熊十力皆位列欧阳门下，梁漱溟、汤用彤及梁启超亦从之而问学。后来梁启超、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至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等校任教，使佛学成为当时人文思想界的“显学”。同时，杨、欧一系的“居士佛学”还通过当时维新派人物谭嗣同、梁启超以及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如章太炎等向政界渗透，间接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

从教学体系和组织方式上考察，祗洹精舍与法相大学等并不同于传统的教会教学方式，他们自觉参考采用了新式教育制度，开创了中国佛教教育及一代“居士佛学”的新风，后来各地佛学院的兴办及佛学研究的兴起，亦多受其影响。

几乎与支那内学院的成立同时，另一来自教界的卓越人物太虚大师则在武昌创办汉藏教理院。从总体上来看，民国时期的佛教僧俗两界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虽因为法义上的见解不同，难免争论，但僧界俗界互相学习、互相激励，这种共同协作的开放胸襟，极大推动了近代佛学研究的发展，使中国佛教从晚明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