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这已经是一个不可讳言的事实，但为什么中印的佛教会有如此的不同？既然它是来自印度，而为何不保留印度的本色？例如中观的辩证思惟，唯识的分析比量，在中国佛教里都不显得重要，甚至不接受其丝毫影响，虽然这两者经罗什、玄奘传来了中国，可是却未尝获得独立发展，即印度晚期的大乘密宗，也经金刚智、不空三藏师徒等於唐开元、天宝期间介绍来了中国，但也未曾获得特别发展，此在在皆可说明，中国文化的意识形态，无法接受印度的原封精神，不经过消纳与改造的外来思想，便无法在我国生根，此中原因何在，是值得深刻检讨。

过去，似乎已有些学者对此作了些说明。但说明的方法多注重在中国文化本身的背景，很少更深一层从思想的形态和思惟的方法著手来解说这个问题，只有在战後东京大学的教授中村元氏始从中国的语言结构，解剖中国的思惟特性，有异於其他民族的文化本质，因此，在迎接外来的思想的当下，亦即与此有著最切要的感受关连。我们要了解中印佛教的必然差异及中国佛教的特殊所在，亦即应从此一思惟方法的角度来解剖它的思想特质，才能清晰的呈露出中国佛教之所谓中国佛教的根本意识。而此点，又必须要从中国佛教思惟的发展上分析入手，始可见其功效。

(注释)

(注1)后汉书载楚王英诏报曰「楚王尚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此即将黄老与浮屠并论，信浮屠亦即与信黄老为同一类也。汤用彤氏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四章对此稽考甚详。他一则说：「按佛教在汉代纯为一种祭祀，其特殊学说，为鬼神报应。王充所谓不著篇籍，世间淫祀，非鬼之祭，佛教或其一也。祭祀既为方术，则佛徒与方术最初当常并行也。」再则曰：「上引佛书，而下言奈何欲如黄老乎。则浮屠为道教之一部分，确然无疑也。」又曰：「汉代佛教依附道术，中国人士，如襄楷辈，因而视之与黄老为一家。」「……白石神君祠祀之立，由於巫人盖高之请求。此项祭祀，均涉於神仙家言。元士子碧如为般舟译时助手，则汉末佛教信徒，仍兼好道术方技，汉代佛教之特性，此又可窥见也。」见该书三九页至五一页。

(注2)参看魏晋思想论第一、第二章。(台湾中华书局版)(注3)我们在此称支道林为玄学家，是因为他全以玄学家的思惟形态和术语解般若。称道安、僧肇、道生等为半玄学家，是因为他们虽觉察到了佛教与玄学的不同，尽可能的以佛教的思想解佛教，可是仍未完全脱离玄学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