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历史的现象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约在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交递之际。最早期翻译到中国的佛教经典，便是部派时代共同尊重的阿含，和初期的大乘般若经典。而此时期，中国本身并没有正确去理解佛教的真义，只是把它当作与黄老、方伎等同一信仰的新来道流。这就是汉明帝前后时代的表现(注1)。到了汉末魏初，中国思想界开始转换了一个新的现象，这现象便是打破自汉武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家的传统，而以周易、老、庄为中心的玄学抬头。玄学，不管怎样说，它是道家的，尽管王(弼)何(晏)骨子里仍在想复兴儒学，而实际是由於政治的混乱，知识的贬落，儒者的失势，民心的惶恐，阴阳方伎的流行(注2))，已经不是专谈训诂或五经博士之儒可以挽回时代及儒家的命运了，於是少数特出的知识人士，为求生命的安全，为求精神的寄托以及心灵的解放，便只好转向道家寻求新的精神出路。佛教，也就乘著这种机运，开始放出了它初步的思想异彩！但这时探讨佛教的人士，不用说，都受著时代思潮的影响，以理解道家的意识形态来理解佛教。他们对佛教的要求，也就在开放心灵和高谈「有」「无」问题的体用之学。而这些，不用说也正是佛教本具有的一面内容，般若学的「空无」，正好应了此一时机之需。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佛教也就遭受了此一时代的影响，丧了它在印度的本来精神，它已经不是实践兼具智慧的解脱宗教，而是给予知识阶层游神玄想的清谈助资。出家的学人，虽然不是以清谈为目的，但也脱不了时代之风，仅止于以玄学为辉映的一面而发挥。这样一来，佛教的风貌就急遽地脱离了印度的色彩，而转为了中华的新儿。此所以有格义家的竺法雅、康法朗，玄学家的支道林，半玄学家的释道安、僧肇、道生等辈之出(注3)。在时代的精神上都以保全性命、向往山林为旨趣。再进而便展出了隋唐佛教的特盛时代。此一时代是中国佛教的开花结果，也是它突出与印度佛教迥异的风格形成。其迥异的特点在：

一、它开始著重佛陀一代时教的分宗判教。

二、它抛弃了印度佛教的本位精神，重新组织。例如由罗什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龙树之学，不管怎样，这是印度发展的一最高峰，他是佛教特重智慧的典型代表，他以研寻般若，创造中观著名，传入中国，正是启开般若，导发性空思想的最佳圭臬。而三论、天台却并不遵其理路展开，迎其若干基本观念，予以改造重装，此中尤以天台，更是积极重换龙树思想的面目，谓其是有创造有发挥固可，然而此一发挥与创造，却迥然与龙树思想在印度以後的展开不同。由天台到华严，又是一番极新的面目，华严经在印度始终只止於一部华严，未尝成宗。虽然唯识有依华严之处，但未以华严本身作一体系组织，创造法界真常的理论。法华经亦复如是，在印度并未受到大乘论师如何重视，特加予以发挥作一宗之依，而到天台，却判其为佛陀一代时教的最高准绳。此种准印度经论重新组织，作立宗创教之精神，固可说是中国民族思想的一特殊表现，但仍有其源头，有其所依。只是表现的形态，在后来印度佛教思想的对照之下，特别迥异而已。

可是另一最突出之点，则莫过于禅宗。禅宗，则可说全抛那些印度经论的源头，直探心海，亲面佛陀。谓其与印度佛教毫无瓜藤，它却拖去楞伽、金刚作其心法之所依，而实际以後之展开。又与右述经典毫无相干。它所需要的准则，是棒是喝，是狗子有无佛性，是父母未生之前，道人是谁。此种作略求之印度重分析、重辩证、重逻辑的各大宗派，无异是南辕北辙，两相极端。即与天台、华严对照，亦是天壤之别。然而，它却仍然称作佛教，尤其是中国佛教的特质所在。虽然在脉络上我们仍可一一寻回到印度的本土去，释迦的本身去，但是在形态上、表现上、方法上乃至各种理论的系统上，已迥然不同於印度的佛教了。就教团的制度而言，印度佛教亦完全归於印度的佛教，中国佛教则已别成一个天地。戒律，在印度为比丘生活的规范，而在中国却远不如祖师的清规来的重要，这在世界其他宗教传播的情形看，又是一强烈的对照，因为把祖师看成已较教主更属重要，这，亦只有中国的佛教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