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2月23日 09:01
来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作者：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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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藏经版画

“大藏经”又称“一切经”，即将自印度和西域传译的大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汇编而成的大型丛书。唐至五代所刻的佛经只是单张零卷，全部大藏经的雕版印刷，从宋初开始，北宋《开宝藏》、《崇宁藏》、《毗卢藏》、南宋《思溪藏》、宋元之间《碛砂藏》、元代《普宁藏》、《元官藏》、明代《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清代《大清龙藏经》等，其中扉画，题材多为佛说法内容，画面追求图案装饰效果，镂刻精细，纸墨用料上乘，具有鲜明的时代、地域特点，堪称佛经版画中的珍本。　

宋代《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官刻佛教大藏经，宋太祖开宝四年（约971年）开雕于益州（今四川），又称“蜀版大藏经”，卷轴装。目前所知存藏的《开宝藏》零卷仅十余件而已，其中《佛说阿惟越致遮经》卷首扉画，风格上承晚唐五代，直接影响到后世《碛砂藏》、《赵城藏》的卷首扉画形式。而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所藏《御制秘藏诠》卷第十三，卷中的四幅版画不同于传统佛经附图以佛、菩萨等人物图像为主体，全部是山水图，僧众的活动场面成为点缀。画中群峰连绵，意境清远，宋代僧侣的生活场景，跃然纸上。卷题下钤有“绍明印”墨记。这四幅山水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山水版画。

金代大藏《赵城金藏》，金皇统八年至大定十八年（1148—1178年）雕印于山西解州天宁寺，为《开宝藏》的覆刻本。国图藏有四千余卷，为卷轴装，每卷经首加装释迦说法图一幅，图右上角刊“赵城县广胜寺”六字，整幅扉画线条流畅有力，构图严整而疏朗，特点是图中袈裟以粗黑线条表示贴边，使线条富有变化，增强了衣纹转折感和立体感。代表了北方版画雄浑豪放的风格。据研究，该扉画雕刻在元代时期，为元代修补经版时在赵城县庞家经坊加配。后于敦煌发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残片，研究确认为崔法珍募缘刊雕的《赵城金藏》原版，经折装。卷首扉画残存一个半页，为大毗卢遮那佛说法图，图中人物有旁题标注“善财童子”、“采访大王”、“眉间胜音菩萨”等。残片反映出画面布局的恢弘和人物线条的精细，风格上承唐《金刚经》扉画。

宋元《碛砂藏》是杭州碛砂延圣寺刊雕的私版大藏经。开雕于南宋理宗嘉定九年（1216年），刻迄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是已知大藏经中装有扉画最多的一种，其中成宗大德六年（1302）以后的扉画，属于“西藏——尼泊尔”的“梵式”，与汉地传统迥然不同，显示了西藏佛教南下苏杭对于江南版画的影响。其时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承担印刷并装帧《碛砂藏》，杨家经坊掌握着一批著名的画工刻工，如画工陈升，刻工陈宁、袁玉、孙祐。这些工匠的作品——碛砂藏扉画，成为元代版画艺术风格的代表。

元《普宁藏》，元十四至二十七年（1277—1290年）刊雕于杭州普宁寺。据戴藩豫先生《中国佛典刊刻源流考》一书所述，此藏有扉画七、八幅，轮番施印于各经卷首，画风受西藏影响。藏于山西崇善寺的《普宁藏》本《解脱道论》卷一，卷首扉画占四个半页，两个半页是佛说法图，另两个半页反映元初在大万寿寺校刊藏经的情况，扉画四周边框为蔓草纹，是《普宁藏》中极少见的版画精品。

明代三部官版大藏经，以《永乐北藏》为典型。该藏由明成祖敕令在北京开雕，从永乐十八年（1420年）至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刊毕。每函首页有佛说法图，人物形象精确完美，是明代版画杰作。图末附龙纹牌记，上刻“御制”二字，末页有韦驮像，风格古朴浑厚，线条粗犷劲挺富于变化。

明《嘉兴藏》开刻于万历年间，是唯一用线装形式装订的大藏经，图版因而成单面形式。由于多收入地方名僧著述，卷首扉画出现构图明快、刻画质朴的僧人写经图，《嘉兴藏》中的经首佛像有不少出自明代画家丁云鹏及明末清初画家张琦之手，堪称明代版画艺术的精品。

清代官版大藏经《龙藏》的刊刻，始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至乾隆三年（1738年）毕其功，经卷前冠佛说法图，绘镌精细，纸墨上乘，堪称清前期北方佛教版画的代表作。但刀刻细致有余，神韵不足，整体布局片面追求庄严、肃穆，却没有明刊大藏经扉画恢弘博大的气象、曼妙华美的氛围。

清代佛经版画偶有佳作，但总体上已呈现衰败迹象，除民生凋敝、佛事不振外，西方石印技术传入引起的图文印刷方式的变革，是更为关键的因素。石版印刷方法的传入和普及，宣告了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艺的终结，佛经版画作为其衍生物，同样不能免于最后的衰亡。（全文完）

相关链接：

佛经版画：中国雕版艺术的一朵奇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