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年代初期，我第一次来到西方。令我深感困惑的是，在现代西方文明中，对于临终者几乎都没有提供精神上的帮助。在西藏，诚如我已经指出的，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认识佛教的崇高真理，也都与上师有某种关系。没有那一个人去世时不受到社区或多或少的帮助。我听过有许多西方人是在孤独、极度痛苦和失望的情况下去世的故事，毫无任何精神上的帮助；我撰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就是把西藏具有疗效的智慧，推广给全体人类。人们在过世的时候，难道没有权利要求不只是肉体，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受到尊严的对待吗？去世时受到最好的精神关怀，这种权利难道 不是文明社会中的基本人权吗？在这种临终关怀变成大家所接受的规范之前，我们真的够资格自称为“文明人”吗？当我们不知道如何以尊严和希望来帮助面临死亡的人们时，把人送上月球的科技又有什么真实意义呢？
精神上的关怀，并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它是每个人的权利，如同政治自由、医疗协助、机会均等一样重要。真民主的理想，在基本理念中，应该包括对每一个人提供相当的精神关怀。
在西方国家不管走到哪里，我都很惊讶地发现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在心理上产生极大的痛苦，不管这种恐惧是否被承认。人们如果知道当他们躺在那儿等待死亡的时候，受到爱心的关怀，将多么的安心啊！罹患不治之症的人们，一想到他们将要被当成废物般丢弃，便感到无比的恐慌，而西方的文化竟然对死亡缺乏因应的能力，也否定任何精神的价值，这实在是太残酷了。在西藏，为临终者祈祷，并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关怀，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在西方，大多数人给予临终者唯一的精神关注，却是去参加他们的葬礼。
在人们最脆弱的时刻，却遭到遗弃，几乎得不到丝毫的支持或关怀；这是一种悲剧和可耻的事，必须改善。除非每个人过世时都能感受到某种程度的安详；除非人们尽了某种心力要达到这个目标，否则现代的人们引以为傲的势力、成就、全都是空洞不实的。在临终者的床边
我有个朋友从一所著名的医学院毕业，开始在一家伦敦大型医院上班。第一天，病房里就有四、五个人过世。对她来说，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她从来没有接受过处理死亡的训练。她的医师养成教育竟然没有给予这方面的训练，这不是太可怕了吗？有一位老人躺在病床上，孤零零地张大眼睛凝视着墙壁，没有亲友探视，他渴望有个人可以谈话。她走过去看他。老人的眼睛充满泪水，声音颤抖地问了一个她从来没有预料到的问题：“你认为神会原谅我的罪恶吗？”我的朋友不知如何回答；她的训练，让她完全没有回答任何精神问题的准备。她无话可说，只能隐藏在医师的专业地位背后。旁边没有牧师，她只能瘫痪地站在那里，无法回答病人渴望帮助和肯定人生意义的请求。 她在痛苦和迷惑中问我：“如果是你，会怎么回答？”我告诉她，我会坐在老人身旁，拉他的手，让他讲话。我一再惊讶地发现；只要让她说话，慈悲而专注地倾听，他们就会说出非常有精神深度的东西，即使他们没有任何精神信仰。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智慧，当你让对方说话时，就是在让这种生命智慧出现。我经常很感动地发现，每个人可以提供别人很大的帮助，来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真理，这种真理的丰富、甜蜜和深刻都是他们从未料想到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治疗和觉醒的泉源；你的工作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自己的信仰强加在别人身上，而是 要让他们在自己身上发现这些泉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