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赞法师对自己在政治上的进步颇为自豪，自豪自己年轻时便信奉了共产主义，追随革命。因此，他对亲蒋、曾批评过社会主义的太虚大师和骂过红军的印光大师颇有微辞。1949年，他已住锡香港，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特地赶到北京，目的显然是想承担在新中国护持佛教的使命。他所致力者，皆关系佛教在新社会生死存亡的关键性问题：其努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调和出家制度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为解决出家僧团的经济基础问题开辟生路，他在京创建“大雄麻袋厂”，组织僧尼劳动自养，开都市僧尼“工禅并举”之风。

二、是联合佛教界人士，与陈铭枢等发起组建全国佛教徒的团体“中国佛教协会”，任副会长，并创办“现代佛学”期刊，任主编，后来这一期刊改名《法音》，他仍任主编一直到圆寂。

三、是从理论上调和佛学与马克思主义，曾发表长文专论，认为佛学的基础即是辩证法，甚至即是唯物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并无二致。有次我专门向他请教这个问题，我说佛法从《阿含经》到大乘诸宗，都强调唯心，唯识学更以“万法唯识”为宗，分明是唯心论，唯心论也不见得就错吧。法师不赞同，说：佛学说的心，既非客观唯心论的绝对精神、理念，又非主观唯心论的感觉，乃是超越心、物的客观实在，唯识学作为心体的阿赖耶识，包括了心、物，不能看作一种精神，而辩证唯物论所谓物质，其实指不以人们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实在。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我虽不能完全接受，但很理解他调和佛法与国家主导思想的苦心。

法师对我最大的恩惠，是关于如何学习佛法、深入教海的指导。我告诉他：我深入经藏的目的很明确，是想用现代语言写一本佛法概论，向人们介绍佛法，令艰深的佛法能为广大社会人士所容易掌握。我拟有一佛法概论的提纲，请他指教，他阅后说：“你对佛法的全面理解已经很可以了，提纲大致可行。要完成这一工作，需要从源到流，从《阿含经》看起，起码阅读三千卷以上的重要佛典，需精读几种经论，《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这两大论，基本总摄了印度佛学的精华，必须精读。”两个月后，我读完了这两大论，确感对佛法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去向他汇报，他批评说：“这么快就读完？那只怕是走马观花吧？我读这两论，花了两年时间。”我接受他的批评，两论精深博大，我的确未能精读，此后常想再精读这两论，但直到如今，也只是出于写作及教学之需，精读了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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