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老是我国文化界和学术界的泰斗，精于佛学。如果他老人家能够做这套书的顾问，无疑会增大这套书的影响力，增加这套书的含金量。

2006年1月的一个清晨，宋先生和我陪同黄夏年先生和出版社的两位领导一起来到了国家图书馆。9点整，我们见到了慕名已久的任继愈先生。任老已九十高龄，早已退休，但是他仍然有几个未尽的事业：比如《敦煌遗书》、《赵城金藏》等国家工程的整理和出版，因此，任老每周坚持到国家图书馆来上一天班。徐总编说明来意，任老对我们所要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民国时期的出版物由于年代比较久远，用纸包括印刷等等工艺也相对比较落后，处于一个过渡期，因此，保留到今天的非常少，即便保留下来也已经难以阅读。能够趁这个时机把这些资料整理出版，无疑是具有抢救性的，是造福后世、造福学界的一件盛事。

“那么，你们打算如何整理呢？”任老突然发问。郭社长和徐总编一同把眼光投向了我，在宋先生和黄主编的授意下，我简单讲述了这些资料搜集的基本思路：根据黄主编提供的目录去各大图书馆检索、复制。并尽可能利用学界和教界的资源，找一些私人收藏家、或者是去寺院收集更多的资料。然后大致以年代为序，原版影印出版……我介绍的时候非常紧张，毕竟是面对我特别敬仰的一位长者、一个为当今时代公认的文化大师。

说完以后，任先生很满意地冲我笑了笑，说：“能够主动出击到民间去收集，这恐怕不是一般的人能有的毅力，真的希望你们能坚持下来，并把这项出版事业做好。”

我随手递上我们已经准备好的一份出版说明给任先生，希望任老对此进行认可，任先生逐条细看，并在上面进行了个别的圈点。我们提出来请任先生做这套书的顾问。任先生婉言谢绝，说：“我老了，不能做更多的实际工作，对于佛教文化出版事业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也非常的感谢你们这些后来者，如果我占用了顾问这种重要的角色，而不去做事，会遗笑后人，这样吧，我来题写书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