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辩论中，卢俊义牧师与释昭慧法师分别指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现代父母与儿女之间，对于出家的定义和期许已经产生相当大的分歧。父母亲仍然对出家持传统的看法，不舍他们的女儿弃离尘世受苦，或是愤怒女儿背叛他们的栽培，或是愧疚于自己忽略女儿的需求，无法及时引导她们步入“人生正途”（找到归宿，生儿育女）。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家的尼众也常用“吃苦菜”来形容她们的出家生活，而当时寺院的生活条件的确普遍困苦。但是现在年轻一辈的台湾女儿却对出家充满了憧憬，期待于宗教中提升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她们相信，即使暂时割舍亲情，并非出自满足自我精神追寻的自私，而是投注于一个更为伟大的事业，将自己贡献给众生。在这点上，昭慧批判有些父母私毫不顾及女儿的志向，蛮横的将女儿抢回，将他们视儿女为财产的传统父权心态，显露无疑。昭慧作为现代比丘尼教团的一份子，她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结构性的宗教与家庭冲突因素之外，代沟还是造成中台禅寺事件中两代差异的原因之一。

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对女性出家生活的界定产生代沟，笔者所谓的代沟，并不仅限于一般因为年纪差异而产生的不同生活体验，而是特别着重战后台湾社会迅速步入工业化与都市化社会所导致的不同生活经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经济由农业转型为出口代工，经济繁荣改变城乡关系，城镇不仅提供新兴都市的工业原料，其年轻人口亦大量移向都市地区。高雄楠梓加工区与台北县的崛起，都是吸引容纳都市新移民的结果。当上一代汲汲经营脱离贫穷，以经济成就来衡量他们的新社会地位时，新一代衣食无虞，却觉得失落于物质富足中，转而寻求生活的意义。通常社会工业化速度越快，两代之间追求生活意义的方式差距越大，欧美青年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积极追求东方宗教的神秘经验，即是一例。台湾社会在历经迅速的经济发展和都市化之后，两代对于宗教生活产生不同的价值观，也正反应这种因社会剧烈变迁而产生的代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