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中国近现代的佛教兴学，首先是回应基督教教会大学的挑战。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指出，办学是教会发展过程中的一贯传统，首先最初以神学院为基本雏型，最后衍生为一般的社会公众教育，可说是西方办大学的老祖宗，所以无论他们把宗教传布的触角延伸到任何地方，在当地办学为其发展的基本模式，也对当地旧有的教育体制产生冲击。近代中国的佛教教育即受到这种冲击。江灿腾表示，基督教、天主教兴办的学校，随着不平等条约而进入中国，带来完整的办学基础，有完备的经验、行政制度等。这些方面与传统佛教的丛林教育对比极大。

其次是受日本的影响。早在八世纪中叶，日本即开始由各宗派陆续建立僧教育与庶民教育。天台宗僧最澄（公元767－823年）上书天皇：“佛教可以帮助国家安定，佛教的兴盛需要靠教育。”由此开始由国家出资兴办佛教教育。明治维新期间，又在原有基础上，成功地引进西方的现代化教育经验，由宗派派遣僧侣至欧美留学，回国后，不但改良僧教育制度，甚至进入一般的公私立大学开讲座，将佛学纳入正统的公众教育体系之中。江灿腾强调，日本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留学生能扮演学术瞭望台的功能，让师资全国皆可共享。

值得注意的是，创办上述学校的佛教团体，并不刻意强调学校的宗教背景，也不要求就读学生非信仰佛教不可，而是以落实生活教育、人文关怀为主要方针，希望在办学过程中，不但对学生，也对社会大众传达佛法的精神理念。圣严法师指出：“不一定要他来信仰，即使他不信仰，佛教能为我们的社会培养一个有用之才，也是出钱办学者的一份功德。”以佛教的资源投入世间法的教育，以兴学的渠道参与社会、深入人间，是各办学单位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