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伦尽份，是借儒助佛，以两者合一的方式来教导大众，所谓以儒助佛，就是个人的人际、态度、社会道德的部分需要持守儒家的修养，这个部分后来转到居士佛教身上后，就更被推崇了。因为就居士立场而言，哪有什么太深的戒律好谈？世俗人要特别注重的，只是世间人伦的关系而已，当然在中国也只有儒家思想最适宜了。因此李炳南居士特别推崇儒学的概念，当然也是受到印光大师思想的影响。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说大师就不注重出家的戒律，或是不注重出家人的教导，只是比较遗憾的是由于大师的家乡口音及弘法因缘，使得他极大部分思想的理解，事实上都是透过他写给别人﹙大部分都是白衣﹚的一些信函，或是应景式的序文中被认知的，而那些序文往往都是在家人请他执笔的为多，信件也是以写给在家居士占大部分，因此其思想很显然地就偏向对在家人说法。所以，虽然我们所看到的文献较为偏向如此，但我们却也不能说印光大师真正的思想就一定是倾向世俗，或儒佛合一的。

个人曾经听过一位老法师讲有关印光大师的一则故事。在民国初年，有一位大学毕业的出家人，出家时自言要念佛，因此和同参道友谈及发愿要到普陀山请教大师。旁人劝他大可不必如此，因为印老相当严厉，且只是教人念佛而已，问了也是白问。但这位出家人却认为，即使只是教人念佛，也要亲自听闻所言才肯信受。后来见面顶礼之后，大师和气地问这位出家人从何处来？以前做过什么？知道这个人是大学毕业生，而且能够讲经时，印光大师就要这个人好好地研究经典，多发心讲经。这个人当场就很怀疑，因为种种说法都说印老只教人念佛，但是印老就是教他要讲经，要用心研究教理。从这个例子我们很显然地可以看到，其实他对出家人有不一样的教导和看法，不像一般在家人所转述的，印光大师那么刻板的，只是教人把世间人伦做好而已。其实印光大师当然也具备一般出家人的上求下化见解，只因为他所度化的大都是在家人。同时，面对民国二十年前后，外国入侵的战乱时局，社会的动荡不安，因此其所提倡的净土比较倾向于“末法时期，应该早日求度、得度”的概念也只是大师应时与药的方便施设，这种态度和藕益大师其实也是相类似的。

然而这种状况并不能作为一种常态，而将大师的净土教法单一化看待，现在很多人不了此义，执事废理，提倡“只要念佛，其他一切皆可抛”的修行观，既不了解祖师设教的苦心，而且也僵化了佛教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妥而且也极易引起人们对净土法门的误解。早期台湾佛教所面对的弘法环境又正是以居士为主的情况，因此长期以来所提倡的净土教导就不是倾向出家人态度的净土宗，而是一种比较倾向于白衣化的净土宗。虽然这也号称是继承于印光大师的思想教理，但学人个人并不认为那些是印光大师的唯一净土思想风格，充其量不过只是其思想的一部分而已。而这个部分因为当时时代的需要及其所留下来的文献内容，大部分是对白衣的弘法信件之故，再加上四、五十年代的大力弘扬，而使得台湾净土宗思想一直存在着白衣化（浅薄化）与儒教化的性格。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居士化净土教的弘扬绝对不好，站在缘起的角度视之，这也只不过是台湾佛教演化的一种必然过程而已。

总而言之，既然台湾净土佛教继承于大陆净土，而这其中又以继承于印光大师的思想为主要，而大师的主要思想又一向被解读为倾向于白衣的净土教，所以台湾佛教净土宗的主要思想内容，其实是比较倾向白衣化的。然而白衣净土教的教义一向是以“发愿”和“启信”为主，而对于念佛的内在根本深义以及广泛大乘深义的教理则很少结合。常常打佛七时，主七和尚总是强调“万缘放下、好好念佛、求一心不乱”即可，至于念佛的理论如何、相应的方法如何，其与大乘实相的教理又如何相配合等等问题，则少有人给予专注或弘扬。这一切，也正代表了目前台湾净土教的气质，如此的特质导致很多的知识份子带着怀疑的眼光，乃至不能很深刻地信仰净土的教法，这正是学人个人所看到的台湾净土教之内容，仅提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