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一个具备主体性的佛教？我们以南传佛教、西藏佛教、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这四个范型的形成来思考其本质。南传佛教和西藏佛教基本上是印度所发展出来的某一种特定的佛教形态——亦即部派佛教和密教的移植与保存。中国佛教则由于传入的佛教形态较多元，加上本土具备比较成熟的文化，所以中国佛教不是印度佛教单纯的移植，而有较多的创造和发展。日本佛教则是在移植中国佛教的基础上，做再创造与再发展。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提出几个问题。首先，南传佛教和西藏佛教的实例说明，移植的佛教可以在异地具备完整的主体性和生命力，但同时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道安时代的中国佛教，同样是移植的佛教，却不具备充分的主体性呢？它的关键性差别何在？其次，作为中国佛教主体性建立者的主要代表——禅宗，它虽也是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传来，但是赤手空拳，独自一人来华的菩提达摩和携手合作共同传入一整套体用兼备、内外整全的佛教形态进入锡兰和西藏的佛教传法者们，他们所以都能够建立一地区的佛教主体性的共同点又是什么？第三，日本的道元、亲鸾等镰仓新佛教的开创者，在中国佛教的基础上创立了精彩而富有日本特色的新佛教，这种移植之上的再创造、再发展之所以能具备宗教主体性的关键又在哪里？

上述三个问题都指向同一个答案，那就是一个具备主体性的佛教，它的核心和充要条件就是对佛法透彻的体证。因为只有透彻的体证，才能帮助想要了解佛教的人彻底去除疑情，亲身为佛法作证。道安的问题在于当时所习的佛法尚不足以在修证的层次上为他彻底破疑安心，而移植到锡兰和西藏的佛法却能够做到这一点——否则锡兰和西藏的佛教徒会和道安有同样的感叹。达摩的赤手空拳，则非常鲜明地突显了佛教主体性的关键点，唯是透彻的涅槃体验，而其他种种辅助性的东西，都是枝叶，可抹去再生而无害于事。日本镰仓新佛教对中国佛教的进一步推衍，更说明了创造之后仍然有创造，而推动佛教创新的核心，也仍是甚深的涅槃体证。

现代禅教团出现在台湾佛教界才短短的五、六年，虽然广受瞩目，但是事实上羽翼未丰，只是仍在孜孜不倦，随缘量力地做着培养禅修人才的工作而已，怎能正确而如实的在今天就指出它对台湾佛教的影响及历史意义究竟为何呢？综合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断言，只有修证之道的讲明、涅槃体验的传递才能为迷茫无方向的台湾佛教开出一条坦途，而且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建立台湾佛教的主体性。现代禅能否做到这一点，修行人当然可以不必管它，但是历史的考验极为严酷，宗教的主体性也是假借不来的，让百年后的佛教徒来评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