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长安地区有利的文化传统与氛围。在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中先民的生产方式、文化风格，与其它地区以本地域传统为核心而凝聚、升华的齐鲁、巴蜀、荆楚文化等不同，这里的文化主体性不鲜明，没有所谓的主流文化，在中原文化圈里也不处于中心地带。数千年以来，长安地区处于多元文化结构的状态，各民族文化杂处，诸种成份并存，培养形成了宽容与活跃的文化性格。

第二，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长安地区是十三个王朝的京城所在地，周秦汉唐，人文荟萃，东西交通发达，有比较集中的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以及宽松的文化氛围，利于印度佛教思想与中国最深层的文化精神相契合。印度和中国都崇尚和平精神，佛教的大乘思想与以农立国的中国社会理想一致。因而尽管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却得到了大多数王朝的认同与支持。

第三，隋唐时代的国家统一和对佛教的支持。隋代国家统一，给南北分张的中国佛教思想之交流带来了恰逢其时的机遇。特别是隋代，隋文帝代周自立不合儒家传统，更由于承北周苛政之后人心思安，以及隋文帝个人信仰的原因，支持佛教有历史的必然性。唐代初期虽有道先释后的国策，但仍在“竹分丛而合响，草异色而同芳”的政治理念指导下实施。例如经典翻译，隋唐两代登给予极高的重视，都作为国家文化事业对待。延及社会风尚，佛教的信仰与佛学的研究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化知识界的尊崇，义学僧被誉为“清流”。总的来看，隋唐两代对宗教的态度是比较宽容的。

诚然，长安佛教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遭受挫折的个案很多，“三武一宗法难”中的“三武”源于长安便是证明。但这也说明了长安佛教的活力所在，巨大的挫折并未使其消沉。每次法难维持的时间都比较短，之后佛学便有新的飞跃，佛教之品位也有质的上升。这种活力与生命力是内在的。从佛学的发展来看，“三武一宗法难”都处于佛学的低潮期。在这些时期，僧尼的数量异常庞大，每次法难都淘汰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出家众。佛学发展的高潮期，人数并没有这么多。尽管有各种原因，学术素养欠缺导致僧伽素质不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