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埔里离台北并不远，而“中台禅寺”的主要建筑师李祖原也非无名之辈，更何况当李祖原以“异法门”为设计借口，而台湾建筑史家李干朗等居然也出面肯定其能“突破台湾传统宗教思维”时，难道像这样的当代建筑文化思维争议——先不管其是对或错，该或不该建，——仍根本不值得由建筑批评界的大老汉宝德教授亲自跑一趟？然后以他的批评专业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再者，若汉宝德教授已事先坦言他对佛寺建筑是外行，无法评论，则我们也可谅解，不必苛求他一定要批评。可是，他除了“中台禅寺”之外，有关古今中外的宗教建筑，他又谈得既溜且热，完全以行家自居。所以他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也。因而，建筑师权威大老汉宝德批评名建筑师李祖原作品的热闹好戏，自然也就不会上演了。

相较之下，我早在一九九二年元月于《佛教文化》发表〈当代佛寺建筑的省思〉一文，即公开批评要兴建号称“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禅宗道场——中台禅寺”，为台湾佛教界“暴发户”的心态在作祟。我当时还认为“无论从禅修的功能或建筑美学来看，台湾都不需要、也无能力盖出什么够水准的‘全世界最大的道场’”。如今，“中台禅寺”从当初的预算四亿新台币，膨胀到现在的近五十亿元之多，李祖原还说造价合理，并且以“异法门”为借口，来化解来自各方——特别是由李敖先生在电视上公开发出的强烈质疑。

这难道只是历史学者和建筑师之间的认知差异吗？非也，兹举两个实例为证。

一、国内以中英双语发行的专业建筑杂志Dialogue，于一九九八年二月号上，特以“宗教建筑”专号讨论台湾佛教建筑与现代化的问题，当时就有学者提到“自创形式的新风格：惟觉法师的中台禅寺，即是此类的代表。但，此一类型，可称之为最失败或最负面的样版。理由是寺中的佛像和佛塔重叠，大殿的空间太小，佛寺外观的线条过于锐利，主体建筑与四周的景观不协调。凡此种种，都与惟觉法师标榜的禅宗传承相违背，违反了基本的佛寺建筑美学原则”。当时，汉宝德先生虽未参与此讨论，却在同期该刊上发表一篇〈丑陋而满足的台北市〉。这两者的距离是何等的近。难道汉宝德先生已忘了吗？

二、一九九八年一月四日，在台北举行的“佛教建筑设计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几乎所有的专家都一致严厉批评“中台禅寺”。特别是本身是佛教建筑专业的释宽谦尼师——杨英风之女——批评说：要批评“中台禅寺”的建筑，她也曾有过挣扎，不过“宗教师若不用功，也只是光头俗汉”。而“中台禅寺”未能掌握“禅”在建筑物中应如何表现，“只见一百零八米的庞然怪物傲立在群山之中”，造价昂贵，劳民伤财。所以，隔天某报记者梁玉芳小姐以此作为新闻，出现：“国内佛寺比大比美拘泥表相”、“中台禅寺成破坏景观的庞然大物，佛教界吁回归素朴本质”，这样的醒目标题。

由此看来，过去台湾建筑界和历史学者之间，并不是没有共识，反而在批评“中台禅寺”这件事上，还相当一致。因此，汉宝德先生除非已不读别人的批评文章了，否则他如何能够视若无睹呢？要知道，他此次用泛泛的方式来批评台湾佛寺建筑，受伤害的，其实是整体台湾佛教界的社会形象，而非事主“中台禅寺”，这难道是公平的吗？

所以，我期待汉宝德先生能“认真而有担当的”，再针对“中台禅寺”的建筑争议，撰写一篇专业的深度建筑批评，好让我们像过去一样的受益和被启发。不知汉先生意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