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自然力的破坏使台湾佛寺建筑成为紧迫问题。“921大地震”损伤、摧毁了很多佛寺，这些佛寺急待修复或重建。对此，我们去日月潭时感触尤深，日月潭畔的名剎几乎全都被迫处于“闭关”状态，像集政治色彩、宗教功能、邦交意义和天伦情感于一体的慈恩寺，便是墙倾壁陨、遍体鳞伤，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由该寺供奉的国宝—半个世纪前从日本迎回的玄奘舍利—眼下竟然也只能在一间十余坪的陋室里偏居一隅。诸如此类的残局，实在不能坐视不理，听其自然。

其二，台湾的佛寺建筑具备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台湾经济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复苏，八、九十年代飞速增长，这为佛教建筑的改造和新建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四大山头”的崛起，其总本山规模之宏大，分道场繁衍之茂盛，都是依托于这一经济背景。凭借这股“好风”，于世纪之交席卷整个台湾佛教界的“建造热”正是方兴未艾。

其三，台湾民众的皈佛热忱造就了旺盛的人气氛围和精神条件。在我们抵台首日由慈光寺和禅净协会举行的欢迎大陆学界同仁的聚会上，一位台湾的学者曾经说：台湾的老百姓是最舍得往寺庙里捐款的！后来的见闻感受使我们由衷认可此话信然。正是社会经济的崛起加上民众奉佛的虔诚才推动了台湾佛教界“硬件建设”的浪潮，同时也使得“教力”、“财力”和“心力”形成了平衡递进、合力提升的良性循环局面。

其四，“建造热”至少已经在客观上诱发了台湾佛门各山头的攀比和竞争。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耸立在南投埔里原野上高达108米的中台禅寺，不论其运筹帷幄者持何主观意象，在世人眼中它却常被视为近一、二十年来台湾佛教界一波接一波的建造浪潮卷带起来的一个最高、最大的浪头；它的出现甚至引起了学术界、舆论界的纷纭聚讼。当然，某种意义上说，竞争正是繁荣的表现和活力的象征
，但是到一定的时机也还是需要引导的。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台湾佛寺建筑的现状已经在呼唤关于它的理论探讨和价值导向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专题学术研讨，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其收获是令人欣慰的，而其卓越效应也必将为时间和事实所证明。这次会议中心明确，内容丰富，争鸣与共识互相激荡，学术睿思与宗教情愫契机、契理，时间虽然有限，但借用佛门熟语，真可以说是「芥子纳须弥」。与会者围绕“佛寺建筑”而产生的讨论，贯通了传统与现代，理念与实用，中华与异域，经济与文化，宗教、政治、科技、社会、伦理与艺术……等等领域。像乔云飞、郭佑孟、吴庆洲、马书田等教授侧重于从文化艺术源流的角度，探讨佛寺建筑与造像风格；赖志彰、李干朗、陈清香、王淳隆等教授着眼于历史变迁考察台湾佛教建筑的特点与沿革；李安瑞、张建伟、张勃、戴俭等教授更以业内专家的渊博与精深，关注于佛寺建筑的格局、模式乃至工艺细节的研究；而惠空法师的《佛教场域理论》和《佛光山与中台山殿堂之比较》，一是风格：佛寺建筑的风格要在传统、现代和未来之间寻找到最佳接合点；二是功能：佛寺建筑的功能最基本的是要立足于义理、修持和弘化三者去考虑。

当然，如果“更上一层楼”去看的话，还可以说个第三，即目标，如前所述，佛寺建筑的目标应能体现人类文明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对于终极价值的追求，将科学之“真”、宗教之“善”和艺术之“美”融为一体。

因为“佛寺是凝固的佛音”！

这种“佛音”，是文明史上的一座座丰碑，必将传之久远，而且历久弥新。并非自谦，对于建筑我是知之有限，对于佛教可以说也是刚刚入门，但作为一个学人，我深感从这次盛会中获益良多，也相信这次盛会必将对台湾佛教的发展产生积极、健康的促进作用。“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愿台湾佛教蒸蒸日上，中华佛教泽被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