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我的初步考察，觉得可以根据其对台湾佛教发展所做出不同贡献，将台湾光复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年代以来，一些著名居士分为三种类型：即护法居士，弘法居士，学术研究居士。

所谓「护法居士」，是指拥护和维护佛法，即维护佛、法、僧「三宝」的在家佛教信徒。早在二十世纪五○年代，一些从大陆来的著名居士，或利用他们的政治地位，或利用他们的经济实力，在维护佛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一九四九年张清扬与李子宽就出资一千五百万元，接管台北市善导寺，不仅为太虚法师创办的《海潮音》提供了办刊场所，而且为当时从大陆来的一些僧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场所。同年七月，大陆来台的一些僧侣，如慈航、律航、星云、道源、戒德、默如、心悟、莲航、性如等二十余人，被台北警方以「无业游民」抓捕，李子宽、赵恒惕与张清扬等与佛教界的一些知名人士联合奔走，终于使其脱难。鉴于这一教训，作为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的李子宽与东初法师、南亭法师、白圣法师商定，组设中国佛教会驻台办事处于台北善导寺，登记大陆来台的僧尼，设法维持其生活及道业。一九五三年，李子宽、赵恒惕、李添春三居士与章嘉大师、印顺法师组成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佛教徒大会。会议期间，日人高森隆介找赵恒惕表示，愿将其在南京发掘之玄奘顶骨之一部分归还中国。

当玄奘灵骨送到台湾之后，决定在日月潭建立玄奘寺塔，赵恒惕曾任筹建委员会主委，李子宽为总务主任。李子宽为筹款走遍台湾各县市，赵恒惕则亲自敦请蒋介石，指令台湾省政府拨款补助建寺塔经费不足部分。又如，董正之居士长期担任立法委员，对于有关佛教的法令，多尽力护持，并为「动物保护法」争取立法，促成各地成立动物保护机构。他对于佛教寺庙道场遇到的困难，也多出面仗义维护，因此被佛教界以大护法视之。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它们都有效地维护了台湾佛教事业的顺利发展。

所谓「弘法居士」，是指弘扬和传播佛教思想和教义的在家佛教信徒。这种弘扬，既包括出版佛教经典、刊物，也包括创办各种居士佛教组织。例如，朱镜宙创立台湾印经处，印刷了大量佛教经论；他还与屈映光、赵恒惕、锺伯毅等发起修订《中华大藏经》。而蔡念生居士自担任修订《中华大藏经》总编纂之后，花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认真进行编辑、校对，先后出版了《中华大藏经》正藏一、二、三、四辑，并做到了「过去藏经已收入者，一目不缺少，一目不重复。」至于创立居士道场之著者，则有李炳南居士主持的台中莲社，继续了大陆净业林或居士林的结社念佛、讲经授徒的传统；南怀瑾居士主持十方禅林，指导禅的修行；屈映光等藏密系统的上师，以居士身份传授密宗。周宣德居士在二十世纪五○年代初发起「空中弘法」活动，利用电台向听众弘法，五○年代末，成立基金会，以辅导、奖励大专青年学佛；六○年代，又与詹励吾创办《慧炬月刊》，以鼓励大专青年研究佛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它们都有力地推动了台湾佛教向群众性的方向发展。

所谓「学术研究居士」，是指对佛教教义、思想、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在家佛教信徒。在这方面，台湾本土原来就有一批老一代的学者型居士，如李添春、李世杰、杨白衣等。近年来，又涌现出一批很有实力的台湾籍中年佛学研究居士，如江灿腾、杨惠南、蓝吉富等。李添春对于台湾宗教历史比较熟悉，曾编纂《台湾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比较细致地介绍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台湾各种宗教的历史发展。李世杰的著述甚多，重点在于印度佛教哲学及中国佛教思想；杨白衣的重要贡献，是将日本佛学界之崭新成果介绍给台湾佛学界，他很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对现代台湾的佛学研究颇有启蒙之功；江灿腾于近世及现代中国佛教史，用力甚勤，著述迭出；杨惠南师从印顺法师，企图从印度佛教思想的演变中，探求人间佛教兴衰的依据；蓝吉富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尽量将佛学界所忽略的域外汉籍资料引进台湾，并积极引介外国佛学界的重要工具书，同时向台湾佛学界传播国际间之重要佛学研究信息，期能扩大台湾研究者的佛学视野。此外，从大陆来的一些佛学研究者，也是著作等身，如南怀瑾居士不仅有许多佛学方面的著作，还有不少关于儒家和道家的著作；张曼涛英年早逝，但他编辑的《中国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一百册，却网罗了民国佛教研究之精华，是民国佛教论文之总集；于凌波在佛学方面的著作很多，其《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一书曾风行一时，其《中国近代佛门人物志》五卷本，是目前这方面最系统、最详尽的著作。正是由于众多研究学者共同努力，把台湾佛教的发展不断推向了深入。

以上只是我对于台湾居士佛教的一点粗浅感受和认识，不当之处，敬祈台湾佛教界和学术界的朋友不吝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