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有陕西扶风法门寺之浴室院，则自唐僖宗干符年间(875)迄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百年间每日供僧俗千人沐浴，未尝中断过。浴室院并有浴室社长(时社长为王重顺)与社众，可见经费来源即出自于这些社众。法门寺是当地名?x，此浴室院能提供每日千人沐浴，其规模应不下于智晖、常觉。韶州开元寺，为当地望?x，寺众最多，附郭之居舍皆无浴室，庆历时开元寺乃创建浴室，主其事者为比丘延吉。延吉修头陀行，劝化大众，于寺之东南创建浴室八间，委僧夔负责登录簿籍，每五日开浴室一次。延吉并将跨二江之浮桥改建，以大木和铁链连结，使昔日易于漂浮之浮梁顿成康庄大道，而延吉亦因此被聘请为寺之住持。
凡浴院之设必有大镬，雁荡山能仁寺嘉福院之铁镬重三千七百斛，为清信弟子刘化晟合家于哲宗元佑五年(1090)谨施浴室之用。负责铁镬的僧人名为知浴僧宗。湖州飞英寺浴院是僧判官表师以医术所得钱一百万，劝募得钱二百万营建，落成于仁宗嘉佑三年(1058)，共分成二堂，冬用暖堂，夏用凉堂，并分设二级以供少长之用，开巨炉以燥衣，建大釜(镬)以化汤，筑方井以汲水?r请僧元载、宗应负责浴室院之工作，击鼓以为进退，故虽大众杂沓而无喧哗之虞。
六、结语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日本《中外日报》社为纪念创刊九十周年，特在京都举办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其中日本学者中村元氏撰写〈日本佛教的服务精神〉一文，特别标榜日本佛教与社会福利事业的紧密关连。
对日本佛教来说，最重要的经典是《法华经》。《法华经》被认为是一部教导勤劳的经典，〈法师功德品第十九〉即说?s「如人说已悟到《法华经》的真旨趣的话，『诸所说法，随其义趣，皆与实相，不相违背。若说俗间经书，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接受《法华经》这种服务的精神，为社会福利事业而奉献的宗旨即风行起来。
因此，圣德太子的政府就很有组织的推动社会福利事项。大阪的四天主院和元兴寺可说是日本最早的寺院，内设有四个院，即敬田、悲田、施药、疗病四院，由它的名称就可以知道它的性质。
奈良时代(710～784)民间的僧侣也响应这种号召，凿井泉、设津济、造桥梁、备渡船等，其中最有名的是行基(668～749)。行基之后，继起的是弘法大师空海(774～835)。这样牺牲奉献的慈悲精神一直被持续下来。与宋代约略同时之?`仓时代(1192～1333)，则有许多律僧致力于服务人群，社会福祉事业同样盛行。
中村元氏的说法更可以印证宋代社会公益事业与佛教环环相扣的紧密关系，而且《法华经》在中国一直是唐宋僧尼试经的最重要经典，这种巧合是很有深意的。
宋代佛教教团的猥滥和不法诚然是事实俱在，不容否认，政府也三令五申希望从各种层面和角度来加以控制，以期臻于建立一套完整而周延的制度，但是教团人数多达数十万人，寺院数量亦一再膨胀增加，管理诚非易事?r职此之故，僧侣之伪滥实无法根绝。但是不法者仅属少数，绝大部分的僧侣则奉公守法并且热心公益事业?r他们对于地方公益事业的努力和贡献是相当广泛而且深入，如果没有僧侣的热诚参与，宋代地方公益事业一定无法顺利推动，而其成果亦将逊色不少。
僧侣对于地方公益事业的积极介入，虽然与佛教之因果报应和福田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宋代佛教寺院之世俗化与社会化应该也是重要的因素。因为，宋代佛教僧侣在社会上原就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和领导地位，佛教僧侣之坚忍情操和寺院经济之富厚，使得他们有能力来承担重责大任。宋代地方财政困难，公益事业无法顺利展开，而要仰赖地方之士绅和宗教团体之协助，其中佛教教团之努力和贡献是相当明显的。
宋代佛教教团所积极参与的公益事业项目繁多，举凡桥梁、水利，道路的修筑和巡逻等，都不辞辛劳的出钱、出力，诚然令人感动。至于地方上之救济事业如养老、济贫、赈饥、慈幼和医疗等项目，大体上也由官方责成寺院之僧侣负责行政和庶务工作，使得宋代官办救济事业更臻完善。同时僧侣也接办地方之慈善事业如漏泽园、义冢、浴室等项目，其中如漏泽园和义冢一般人心生畏惧不敢介入，僧侣则基于宗教之精神而毫无难色的全权负责。宋代之救济和慈善事业制度尚称完美，应该和宋代僧侣的积极参与有密切关系。即连私人所举办之救济、慈善事业也与僧侣息息相关。藉由宋代佛教寺院与地方公益事业之紧密关系，更加肯定宋代佛教寺院在社会上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同时也彰显宋代佛教对社会的正面功能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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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王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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