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时期，太原已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冲撞交汇的前沿，随着三个少数民族主体性政权在并州地区的确立，太原逐渐成为多民族融合与北方贸易的中心区域。而这一阶段，北朝这个异族统治的开放、创新、萌动的执政状态，也正是佛教在山西境内迅速发展的动因。著名高僧佛图澄，得到后赵石勒政权的大力支持，在山西境内弘扬佛法、广收门徒，以致魏晋时期佛门高师名僧多出其门下。与释道安齐名的高僧法济、支昙、慧远、法显等都是山西人氏。其中雁门楼烦人慧远，与鸠摩罗什一起被后世佛界奉为泰山北斗。而平阳人法显则是中国历史上赴印度、斯里兰卡访学的第一人，著有《佛国记》一书。东魏时期代县僧人昙鸾是净土宗的开山鼻祖之一，东魏孝静帝称其为“神鸾”，日本佛界称其为本师，并尊山西交城玄中寺为祖庭。佛教的繁荣直接推动了寺庙建筑的发展，有关资料显示，北魏、东魏、西魏皇室出资筹建寺院约47处，王公大臣筹建寺庙约830余处，民间出资筹建寺庙约三万余处。这一时期的佛像，多广额高鼻，长眉丰颐，很似北魏鲜卑人的体征。体态衣纹多劲直，形象肃穆，身躯雄伟健壮，显示出游牧民族粗犷、豪放的气质风貌。

东魏、北齐是太原地区佛教传播和寺庙兴建的高潮阶段。北魏永熙元年（公元532年），高欢灭尔朱荣，在晋阳建丞相府，坐镇晋阳前后15年。迁邺以后，晋阳仍然是高氏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高欢父子笃信佛教，在晋阳城周边地带兴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寺院和石窟群落。东魏末年，高欢摄政时在天龙山开凿了数孔佛窟。高洋称帝后，在晋阳周边大造佛像寺庙，从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到皇建二年（公元561年）之间，先后兴建了晋阳开化寺、崇福寺、童子寺等，多依山刻石，缘岩凿室，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这一时期，包括太原地区在内的北方佛像群雕，往往呈现出一幅皆大欢喜的理想化，和谐美景的创作主题。统治阶级正是借助了宗教及其艺术作品，来催眠人们的主体意识，使其淡忘现实的苦难，顺从所谓“天命”的安排，心甘情愿地面对人生的一切痛苦与不幸，并把所有希望寄托于来世的轮回和石雕所描绘的西方净土。事实上，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及其石雕艺术，的确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发挥了精神麻醉的作用，帮助了人数上不占优势的鲜卑、羯、氐等游牧部族在黄河流域的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这或许也是魏晋南北朝佛教长盛不衰、佛雕石窟层出不穷的奥秘所在吧。

蒙山大佛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世的。统治者为了使臣民俯首贴耳，而坐拥天下；学士们为了营造精神家园，寄情山水；老百姓为了寻找诉求、期待安慰，于是大佛成为时代共同的偶像。他们选准了风水，拟定了规制，草就了图案，培训了工匠，在祭奠了天地之后，开始了心灵与物象的创造。他们带着虔诚、带着崇拜、带着对心灵的寄托、带着对来世的向往；他们抛妻舍子、远离家庭、义务劳作、精心创造，他们要把心中一个无尚的浮屠，变成一个现实中高大、伟岸的偶像。他们终于在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将一尊罕见的大佛以及供奉它的庞大佛寺雕筑面世。蒙山大佛比云冈石窟最高的佛像高近46米，比已被炸毁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高10米；而它诞生的年代则比四川乐山大佛早162年，是世界上最早的露天摩崖石刻大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