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深化改革，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向着一元结构转变，农民将更多地向城市流动，市场将进一步扩大，就业将进一步扩展。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主体趋于多元，不同文化的相互激荡和互补将更加明显、更加深入。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人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也将进一步增加。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宗教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努力与变革的社会相协调、相适应，积极参与多元化的大众文化、和谐文化的建设。

我们要通过依法管理，来防止有人利用宗教、打着宗教旗号从事非法活动和违法犯罪活动。我们的管理不是对宗教信仰层面的管理，不涉及宗教的内部事务，而是对宗教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务进行管理。在实施这种管理中，明确地依法规范和限制政府的行政行为，避免可能发生的损害宗教界合法权益的事情；积极帮助宗教界协调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利益关系，为宗教界提供他们需要的公共服务。

在扩大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宗教的变与不变

全球化浪潮以及30年来中国的不断扩大开放，注定要求中国宗教也不断向世界开放。以基督教为例：中国基督教协会于1991年重返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与很多基督教国际组织保持着长期友好关系，如联合圣经公会、信义宗世界联盟、世界归正宗教会联盟、浸会世界联盟、普世圣公宗、世界福音派联盟等；邀请了世界基督教联几任总干事、英国圣公会三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美国布道家葛培理父子、亚非的圣公会环南大会等宗教领袖访华；邀请北美、欧洲的神学教授来中国神学院授课讲座；向海外先后派遣了100多名神学留学生以及更多的短期进修教牧人员；与各国教会以及教会的社会服务机构合作，开展扶贫、医疗、教育、救灾等慈善项目；2004年以来与海外教会合作，先后赴香港、美国、德国举办了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在合作过程中与海外教会建立了深厚友谊。

开放的中国宗教，一直坚持着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这种坚持，是基于中国教会深刻的历史背景，基于中国基督教信徒的命运抉择。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对作为殖民主义附庸的“洋教”深恶痛绝，进行了连绵不绝的抵制和抗争。中国基督教有识之士一直在艰苦地探索独立之路，“为国家争人格，为教会争人格，为基督徒争人格”。就像曾受宗教迫害的美国人民珍视宗教自由如同生命，从殖民地走出来的中国人民爱独立也如爱生命。独立，饱含着中国人民最沉痛的历史回忆，最深沉的民族感情。中国宗教也是如此，其独立的教格不容侵犯。30年来，扩大开放的中国宗教之变，在于其不断开放；不变，在于其坚持独立。开放以独立为基础；独立并不是自我封闭，会在开放中更好地成就自我，同时也补益对方。美国前总统卡特曾告诉我，30年前，邓小平回答卡特总统的询问：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OK；印刷发行《圣经》，OK；外国传教士，NO。这个回答直截了当。3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将如此回答。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其实也有类似的回答，他说：“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基督教与中国接触的方式。……不再需要传教士从国外输入基督教，也不再需要单纯地把西方神学译成中国概念。它追求的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在一个独立的教会框架里实现反映基督教的信念。”

在发展进步的大潮中，中国西藏（香格里拉）的变与不变

西方的朋友们关心中国的“西藏问题”，是因为他们的头脑里，总闪烁着一个带着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朦胧、理想的“香格里拉”。西藏的确具有他们想象中的香格里拉的神奇。雪域高原的秀美、语言文化的独特、藏传佛教的经典，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人类文明，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加懂得珍惜。西藏的山川、语言、文化、宗教从未曾改变。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经幡还是那经幡，佛号还是那佛号。

正如加拿大学者戈伦夫（A.Tom Grunfeld）在他的著作《现代西藏的诞生》（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中所说，西藏“是一块笼罩在朦胧中的土地，几乎任何一个有关它的或者声称来自它的稀奇古怪的故事，都毫无疑问地被世界上无数的人敬畏地接受和相信……许多读了一点有关的记载就自诩为‘专家’者认为，既然这些记载都是一样的，那肯定都是准确的”。历史却确凿地记载着，旧西藏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香格里拉，而是一个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建筑在黑暗的、残酷的、野蛮的农奴制基础上的西藏政教中枢，就是一小撮最大的农奴主的集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