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慈善与文化、教育同等看作是现代中国佛教的“救命圈”，不仅是慈航个人长期弘法利生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自觉继承和推展太虚、圆瑛两位大师之弘法利生业绩和精神的最集中表达。作为现代佛教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太虚虽然一直大力提倡佛教慈善事业，但他留给后人的最辉煌的历史，无疑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事业上。而圆瑛作为相对保守的大多数传统佛教寺僧的领袖人物，从民初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上世纪20年代开办泉州开元寺慈儿院，积极鼓动和支持佛教慈善事业，到抗战时期组织和支持成立上海抗战救护队，并使宁波佛教孤儿院和泉州开元寺慈儿院一直成功地保持到40年代后期，使他在弘扬大乘佛教的救世利人精神和提倡佛教慈善公益事业上，作出了突出的成绩，赢得了海内外和教内外的广泛赞誉和景仰。在现代中国佛教史上，以太虚为首的革新派和以圆瑛为首的保守派有着许多恩怨纠葛，但是，中国现代佛教史正是一部各派相争相摄而互动的历史，正是通过这种互动，现代中国佛教才能够稳步地向前推进。慈航以文化、教育和慈善作为现代佛教的三大救命圈，正是对现代中国佛教两大传统的最好结合与最有力的弘扬，也正是通过他的历史性传递，使1949年后的现代台湾佛教以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为中心实现了历史性的复兴与繁荣。

1912年开始的中国佛教适应时代新要求的艰难探索，是佛教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实现本土化之后所进行了另一次历史性的走向现代形态的历程。与明清及以前的中国佛教相比，这是一个崭新的佛教历史现代形态。从此以后，如同中国社会不再可能回到封建时代，中国佛教也不可能再回到古代的传统形态，而只可能历史地、必然地推进现代形态的发展。近百年的中国佛教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佛教的现代形态之发展是可以坐享其成的。历史不可能倒流，但可以衰变。中国佛教现代形态的未来发展，需要一大批如赵朴初、印顺、星云、证严、圣严、惟觉式的人物，能够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欧阳渐、太虚、圆瑛、慈航等现代佛教先辈们所开创的现代佛教传统的佛门先进，这其中不可轻视他们都非常强调的现代佛教慈善观念。将慈善事业既看作是佛陀教化、尤其是大乘佛教的根本目的和弘法利生之主要手段，也看作是作为国民的佛教徒所应尽的义务。这是现代中国佛教慈善观念“返本开新”的重要体现，也是留给当代中国佛教走向未来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