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佛教徒”面临的最大指责可能是：这一群体的涌现将导致传统教会在“修行团契”方面的凝聚力被迫削弱——重视“修行”是佛教信仰的支柱，它与“义理”一起，支撑着汉传佛教两千年来的发展，“修行与义理并重”也可以认为是佛教在中国能生存延续的命脉所系。假如我们认为“修行”是只能由教会或祖师决定的事情，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修行惟有与信徒的真实生命发生超越任何形式（包括教会与祖师）的关连、惟有与释尊的情怀直接沟通，个人的宗教经验才能成为超验信仰的明证。在所有的与佛教有关的价值意向中，最难定义和最难分析的，也正是个体修行经验。“文化佛教徒可以不过教团生活和修行生活吗？”——这是教会对这一特殊信徒群体的一个看似有力的诘难。在这里我们只能简略地说：当然得看这种“教团生活”或“修行生活”是否就是佛教信仰的本质内容或全部内容。个性化认信同样是严肃的宗教经验，也可以成为信仰的明证。

在对文化佛教徒的身份认定上，可以说存在一个当然的困难：那就是这些信仰者可能并没有从形式上皈依。这也使得对文化佛教徒的称呼有某种加冕追封的意味。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欧阳竟无和吕澂都没有举行过皈依仪式，至于杨仁山是否有严格意义上的皈依，也并没有确然的答案。

文化佛教徒不是“文化界”信仰佛教的特指群体，而是佛教信徒中对文化精神主动担当而自发凝聚成的一个群体，虽然后者因为更多地表现出个性化而与教会对信徒的严格定义有所“差距”，但这一“差距”恰恰使其具备了可贵的学术品质和信仰品质。因为他们针对的主要不是教会教义，而是佛法的真精神，他们并不一定赞同传统的教会教义，但由于他们对佛法献身的精神与其信仰身份已经很难完全分离开来，所以对于这一群体，教会无论是把他列入“异端”加以抵制封杀还是对其所言所行视而不见地“悬置”都是不妥当的。从历史经验上看，正因为教会对欧阳和吕澂的思想成就的偏见（表现为激烈而无思的驳斥或冷漠的不置可否），才使得大陆佛学五十年来的进展乏善可陈，而另一方面，与吕澂齐名的印顺法师的思想却由于台湾佛教各大山头的倡导，为发展提供了深刻而辉煌的指导。

文化佛教徒的社会实践——作为对其主体身份的认同的必须履行的责任——如果从教会中脱离出来，就意味着他已不直接隶属于教会、不是教会的传声筒，这反倒使其易于发挥教会不便施行的独特作用。但是从历史经验看，“文化佛教徒”难免会遇到教内盘根错节的保守势力的阻碍。欧阳竟无和太虚法师在实际改革中都是失败者，从目前来看，印顺法师也难说全盘成功，与杨仁山得到教内的基本认可和同情相比，吕澂身上失败的色彩最为浓厚。可以想见，与教会并行而独立的言说，最大的掣肘就是传统教会本身，这使得文化佛教徒在面对教会保守势力时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