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宋以来，中国国势日衰，佛教弘传也随之走向衰落。其中，唯识宗因缺乏汉文化的基础，虽有玄奘三藏为之殚精竭虑，但仅传两、三代便已湮没无闻。而律宗、三论宗在中国也未能广泛弘扬，经武宗、世宗灭佛之劫，重要典籍亦散佚不见。幸而这些失传的典籍在邻国东瀛尚保存着，清末民初又回归故土。至于天台、华严，虽为国人尊崇，但在流传过程中，证法的传承未能完整沿袭下来，终致有教无观。最后，唯禅宗、净土因解、行简单得以普及，可究其实，同样也存在不少问题。

法门的衰微令我感慨，同时也促使我不断反思：衰落之因究竟何在？在多年的修学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其中部分宗派确实先天存在不足，仅能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或实修法门，尚不足以形成独立的修学体系。我认为，作为完整的修学体系，至少应具备五个基本因素：即菩提心、闻思正见、道次第、止观实践和律仪基础，这几个条件缺一不可。我们以此检讨一下汉传的部分宗派，情形又是如何？

大乘本是积极入世的佛教，可在中国却给民众留下了消极出世的印象。为什么会这样？归根结底，正是因为忽略菩提心所致。以往，我们一直认为大乘经典便代表着大乘佛教，学习大乘经论自然便是大乘行者。岂不知区别大小乘的关键在于发心，在于是否具足菩提心。因为菩提心才是成佛的不共因，才是大乘的不共教法。反观汉传佛教的各大宗派，普遍对菩提心不够重视。也正因为如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六度四摄等菩萨行门，似乎只是为大菩萨们所说，与个人修学并无关联。

而闻思正见也非常重要。八正道为佛法的修学要领，其中便以正见为首。《阿含经》的四预流支，为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而大乘经论中，则提倡以闻、思、修入三摩地。可见，大小乘经教都极其重视正见的获得。唯有在正见的指导下，才能如法修行。而在汉传佛教中，流传最广的禅宗和净土宗都没有特别强调闻思正见的重要性。达摩西来，在传佛心印的同时，也提出以《楞伽》印心，但只是悟后印心而用。而禅宗提倡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却成为不少人远离经教的依据。当然，在教理研究极为发达的隋唐时代，许多人在进入禅门之先已有深厚的教理基础，不特别强调正见似乎并无大碍；更何况，其时高僧辈出，学人即使在教理上弱些，但有大善知识的耳提面命，修行也不至于出现偏差。但到了教理衰落、宗门无人的时代，若仍不重视闻思正见，修行无异是盲修瞎练了。

教和观为佛教修行的两大要领。任何一个宗派，不仅要有经教作为理论建构，还须具备瑜伽止观的实践方法。各宗的修行法门，多是祖师在继承世尊教法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修行经验，代代相传而来。如三论宗有鸠摩罗什、僧肇、僧朗、僧诠、法朗、吉藏；华严宗有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禅宗更是一花开五叶，法脉得绵延。这些宗派在早期都有非常殊胜的证法传承，至今却多已中断。由于缺乏修证的传承，使学人无法将闻思正见落实于止观实践，成为引发根本智、契入空性的方便。同时，因为对空性慧缺乏体验，对义理的修学也无法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