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沧桑巨变中的近现代，整个亚洲佛教传统重新诠释自身，回应现代性的批判，力图重建自己与现代社会的意义关联，从而捍卫自身合法性。在汉传佛教响应现代性挑战、重建自身合法性的宏大工程中，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人间佛教运动，无疑是众多尝试中最为醒目的一种形态。而在多音喧哗的各种人间佛教现代性叙事中，巨赞法师的“新佛教”论述又无疑是十分特殊的一种。这不但是由于它立场鲜明的激进立场，而且由于它是唯一横跨1949这个历史丕变的分水岭，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语境下持续其现代性叙事的。这种“新佛教”论述，它的动机是什么？有怎样的目标诉求？有哪些主要内容和具体措施？有过怎样的实践尝试？和同时代其它人间佛教论述相比，它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怎样的特色？尤其是，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它貌似不变的叙事，究竟是简单的重复，还是意味深长的变奏？借此次会议之便，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作些讨论。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在人间佛教众先驱中，巨赞法师属于身后寂寥的一类。从1984年辞世到上世纪末，虽然陆续有些纪念性的文字问世，但以门生古旧叙其生平和追忆交游的居多，而关于他思想，特别是“新佛教”论述的专题性研究，则尚未出现。有关著作在论述近代中国佛教复兴/革新运动时偶尔涉及，也只是一笔带过。这一时期，大陆整理出版的巨赞法师佛学著作，唯有黄夏年主编的“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中的《巨赞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此外，1950年代巨赞法师创办的《现代佛学》在1990年代的影印出版，是研究文革以前新中国佛教一份极为重要的资料，其中收录巨赞法师的文章甚多，但并未由此激发学界研究巨赞思想的涟漪。

本世纪以来，先后有吴志云主编的《巨赞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朱哲主编的巨赞法师文集》（上、中、下三册，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年）、《巨赞法师文集续编》（北京：团结出版社，2002年）、《巨赞法师全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问世。这些比较系统的整理成果，加上十多年来不断升温的人间佛教研究气氛的刺激，使得这段时间内关于巨赞思想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但关于人间佛教、近代中国佛教革新运动的各种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到巨赞，并将其自觉纳入到论述的范围，同时，对巨赞思想的专题性研究也开始出现。笔者所知的学位论文和专著，就有台湾信融法师的《出世与入世的葛藤──从义学僧侣到开国元勋的巨赞法师之研究》（玄奘大学宗教学系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授江灿腾，2004）、《巨赞法师研究 》（前文的修改扩充版，台北 :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6) 、李华华的《巨赞佛教改革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徐小跃，2006） 、 宗晓的《巨赞法师极其“新佛教”运动》（山东大学哲学系硕士论文，指导教师陈坚，2007）、窦亚平的《抗战时期巨赞法师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硕士论文，指导教授何建明，2007）等五种。这些论文的质量参差不齐，但无疑标志着学术界对于巨赞思想的研究已经开始启动。

西文著作中，专门研究巨赞思想的论文尚未出现。但是韦慈（Holmes Welch）的“中国佛教三部曲”，是关于现代中国佛教的经典研究，其中最后一部《毛时代的佛教》（Buddhism Under Ma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有大量篇幅论述巨赞。 彼特曼（Don A. Pittman）近年出版的博士论文《迈向现代中国佛教：太虚之改革》（Toward a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Taixu’s Reform, Hawai’i Press，2001）第六章第一节也有数页论及巨赞在建国后的佛教活动。

上述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构成本文构思时的参考。

巨赞法师曾有二十余万字的《新佛教概论》系统阐明其“新佛教”主张，惜手稿已佚。 现存的“新佛教”论述，可以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论述集中见于抗战后期他避居广西期间主编的《狮子吼》上。当时他以本名和暮茄、万钧等笔名发表了一系列鼓吹新佛教的文章。其中，《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1940 年第1 卷第1 期）、《新佛教运动之史的研究》（1941 年第1 卷第2 期）、《新佛教运动与抗战建国》（1941 年第1 卷第3 、4 期合刊）、《新佛教运动的中心思想》（1941 年第1卷第8 、9 、10 期合刊）等文章，专门阐述“新佛教”主张，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述。以下便以这些文章为主，结合这一时期巨赞法师的其它文章，探讨1949年以前巨赞法师的“新佛教”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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