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阴影下，万隆会议准时召开。会上，少数代表发言重复了西方的反共观点，并把矛头指向中国。有的诬蔑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有的提出“亚非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并要与美国联合反共；有的指责中国进行“颠覆活动”，要中国代表团表明“对和平共处的诚意”。这些发言一度把会议气氛搞得相当紧张，引起普遍忧虑和不安。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的发言引起会议内外格外的关注和重视。周恩来针对会议出现的新情况，在大会上作一补充发言。周恩来就关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颠覆活动问题，回答对中国的指责。谈到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时他说：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拥有数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应过去了，因为从挑起那种纷争中得到利益的并不是我们中间的人。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去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建立进行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比如在缅甸边境就存在着蒋介石集团的残余武装分子，对中缅两国进行破坏。因为中缅友好，我们一直尊重缅甸的主权，信任缅甸政府会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的发言使会议走向转折，及时提出了“求同存异”方针，为下一阶段会议找到了一条绕开对立和争吵而继续进行的道路。

会议之前，周恩来为代表团制定的战略方针是：在妥协中坚持原则，在和解中达到目的。

还在会议酝酿时的1954年6月底，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闪电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会议开幕前夕，他不是直飞万隆，而是特别绕道缅甸去同尼赫鲁等人再次会晤，达成某些“君子协定”，为会议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