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1913）六月内务部公布“寺庙管理暂行规则”，民国四年（1915）公布的“管理寺庙条令”，公然取消“中华佛教总会”，规定寺庙财产由住持管理，不得抵押或处分，遇有公益事业之必要不在此限，并将寺庙主持的管理由当地长官主管。将寺庙财产置于地方官吏管理下。这倒是为地方土豪劣绅与官方勾结谋夺寺产开了方便之门。

民国十一年（1922）的反宗教运动以及扫除迷信的风潮下，民国十七年（1928）内政部公布“神祠存废标准”，地方政府彻底执行，但某些地区则将矛头针对佛教，北平地区甚至成立破除迷信会，勒令僧尼改业，不准举行诵经法会，在纷扰中又一次规模浩大的“庙产兴学运动”于民国十七￣二十年（1928－1931）展开，事件的起因乃当时内政部由有“基督部长”之称的薛笃弼（1892－1973）主事，有改革佛教僧寺为学校之议，并制订“管理寺庙条例”二十一条，规定应组成委员会管理寺产，但寺中僧侣不得过委员半数，且应依一定比例将寺产提拨作为开办社会福利以及教育设施之用。后于民国十八年（1929）五月二十五日立法院公布“监督寺庙条例”十三条，仅针对汉族佛教，不及于其它宗教，且不适用于边疆。而南京中央大学“基督教授”邰爽秋（1896　－1976）亦有庙产兴学的具体方案，并于报章撰文大力鼓吹，同时组织庙产兴学促进委员会。这次运动结合政治与学术的力量，亦欲置佛教于死地，背后的意义似乎是基督教向佛教宣战，令人不可解的是反基督运动在前此不久于北京召开，后才慢慢平息，何以基督教徒要反对佛教徒？笔者以为反基督教运动，其实是五四运动的余绪，主要是反对基督教代表的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冯、薛、邰等人也只是借着基督教的名义，觊觎寺产。佛教界在太虚、仁山以及诸多法师、护法的全力奔走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平息此次风潮，对日战争的展开则对寺院经济起了更大的影响，在此笔者不拟论及。

结论：“寺产兴学”运动表面上冠冕堂皇，乃是为了教育或开办社会救济事业，但是其手段却是通过诏书或法令，巧取豪夺寺院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