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据说发行了百万本，三年后又有英译本流传，自清末到民国都继承着这种“庙产兴学”的主张。释东初法师则认为庙产兴学运动之导火线在于变法维新，后虽因戊戌变法失败而停止，但庚子条约后，慈禧太后亦觉非改革图强不足以自存，故改革图强风声再起。但归根究底，还是在于僧人的无力反抗以及寺产的逐年增加。牧田谛亮于关于清末以后的庙产兴学一文中提到宁波七塔寺的例子：“七塔寺于光绪二年（1874）有田十三亩，宅地十八亩，以寺门经营维持的剩余资产，逐年努力地购买土地……约五十年后（1936）增加到田六百一十三亩、宅地三十亩、山林一百八十亩，这是中国佛教教团寺门维持方法的通例，然而在这个寺，曾经有三百个和尚在此和睦地生活。”所以平均每个和尚所拥有的耕地大约二亩，山林0.6亩，相对于同时期江苏地区每个农民生活最低限度6.5亩而言，大约只有一半。所以守清规的和尚，实际生活是很清苦的，特别是在所谓的模范寺院里（例如：扬州高旻寺、宁波天童寺），由这些寺院所流传下来的规约，可看得出其规定的繁琐与严谨。所谓：“规矩越紧，住人越多，规矩越松，越无人住”，一方面是因为严格守规矩的寺院容易吸引信徒的布施，另一方面，僧人聚居的丛林，确实也需要严格的规矩来约束团体生活。

圆瑛法师在民国初年接任宁波接待寺方丈时，对于寺产的看法：“寺院斋粮，为大众慧命所寄；产业契券，乃常住根据攸关。每见丛林斋粮阙如，不能安众行道；田地契券遗失，以致与世纷争。二者皆取败之由，非兴盛之象。……清查田亩，取赎旧业，仍恐年久，或被盗卖，或将遗失，无从考核，故立斯簿（契簿），与契券分存，庶免常住失其根据。”文中说的很清楚，由于寺院败落，田契散失，所以寺产被侵占。

第二次寺产兴学运动则于民国二年展开。

民国成立后，临时约法规定信仰宗教之自由，但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颁布一系列尊孔命令，自1913年六月《大总统发布尊崇孔圣令》起，至1915年一月《教育部拟似提倡忠孝节义施行方法呈并大总统批令》止，袁世凯的目的在于企图产生一个新的神圣性，一个企图继承清王朝的封建制度，但袁世凯倒没有明目张胆的定孔教为国教。洪宪帝制垮台后，由于各地军阀混战，为了巩固自己势力，不断扩张军力，军队多而无营房驻扎，自然寺院、庙宇就成了解决兵士住宿问题的妙法，于是侵占寺产又多了一个军队势力。而在中央政府无约束力的情况下，各地抢夺寺产的情形更加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