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之由张之洞（1837——1909）为首的儒家知识分子为了抵抗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广设学堂、兴复儒教为良方，竟连带也使佛教遭受池鱼之殃。张之洞其人一生以经营八表自矢，以维护名教纲常自任，可确信是中国文化道统的捍卫者。最有组织，也最有影响力的寺产兴学主张，当推光绪二十四（1898）年他在湖广总督任上提出的三万余字《劝学篇》，洋洋洒洒痛陈改革自强之道，但据现今研究，其提出背景是为了“绝康梁并以谢天下”，也就是与维新派撇清关系。这一年也是“戊戌变法”失败之时，据《清史稿》记载：“二十四年，政变作，之洞先着《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其本意是中体西用、尊孔攘夷。后蒙光绪帝嘉奖并谕军机处对各省督抚学政各颁《劝学篇》一部，但是在＜设学第三＞章，提出了以下建议：

1、天下寺观何止数万，……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役权宜且简易之策也。

2、府县书院经费甚薄……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

3、每一县之寺观取什之七以改学堂学，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

4、若各省荐绅先生以兴起其乡学堂为急者，当体察本县寺观情形，联名上请于朝诏。

据张之洞前后文本意在于广设学堂，拣选优才出洋，而国力无以负担数以万计的学堂，于是打起寺观田产的主意，并且乐观的认为寺观当无反对之理。他提出了两点辩护：

1、佛道二氏已衰微，佛教际末法中半之运，道教亦有其鬼不神之忧，二氏全赖儒教兴，则能存。

2、一切为公。他提出佛教的三武法难全都是政府为了税收的问题而引起，今则为地方育才，又有旌奖，公也。

笔者认为寺观之田产既非巧取豪夺而来，何能强制征收？且挪用为学堂后，仅有空头旌奖而无实质补偿，显然是要寺方吃闷亏。再者寺观田产虽多，其实倚之为生的僧侣亦多，并非如一般的乡绅地主，以众多田产供一人挥霍之用。同样在乡间拥有广大田地的仕绅，张之洞为何不呼吁这些有功名的大人先生们为兴学而捐土地？而文中所说荐绅先生，后来果然凭借兴学之名义强占寺观地产。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连将寺院及其财产转用到教育的说法都不成立，更进一步把寺院和僧侣当作是对新社会有害无用之物，进而把僧侣驱逐，将寺院公用化。

《劝学篇》中还提到：“外国的学校亦有宗教这门学问。中国的经书就是中国的宗教。如果在学校不讲习经书的话，尧．舜．禹．汤．武．周公．孔子的道就会废绝，中国必定无法立国。”接受儒教古典教育引导的知识分子，将儒教以外的宗教视为无用、邪教，应该去排除它。对《劝学篇》有共鸣而持续庙产兴学的知识分子亦如此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