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与李承仙之父

1970年与路易.艾黎

1987年与邵一夫、季羡林在香港敦煌研讨会上

1990年东京新大谷饭店

我父亲常书鸿回到敦煌以后住在一个寺院，我就在那个寺院里出生的。他到莫高窟时写的三天日记里，第一天就讲张大千先生给他做了百切肉，因为好长时间没有吃肉，结果上吐下泻。张大千一做好吃的就端一碗给父亲。张大千离开敦煌的时候，给父亲留了一个纸卷，说你等我走了以后再打开，父亲不解，为什么这么神秘，等到父亲目送他消失到沙丘岭以后，打开纸卷发现里面是张大千亲身画的敦煌莫高窟的地图，上面标有很多长蘑菇的地方，我小时候也曾经按照父亲的指示找蘑菇，这些蘑菇是敦煌莫高窟的人最好的改善。父亲曾经为此写了一首打油诗写到敦煌苦、敦煌苦，敦煌草菇伴长夜。

敦煌的生活是非常特殊的孤岛式的生活，为什么是孤岛式生活？因为和城镇连接非常远，而我母亲一直伴随我父亲50年，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从事一项特殊的事业就是保护人类最大的文化遗产。当时父亲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临摹其实是一种牺牲，我们画家一般都是要表现自己的风格以及自己的作品，如一些创作理念和绘画技巧，但是临摹是一丝不苟，上面线条有多少就要多少，这对于画家是很痛苦的折磨。所以敦煌研究所的这些画家都是付出了很大牺牲的，以至于他们的画都是敦煌的色彩，没有自己的特点。那个时候这一批画家群体，在我父亲带领下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经历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苦和寂寞。

当时和父亲在一起的一个画家要走，父亲非常伤心就骑马去追，在安西玉门镇因为疲劳昏倒了。有一支队伍路过戈壁滩时发现了父亲，有一个石油前辈孙建初先生，他当时跟我父亲认识，他一看是我父亲就把他放到帐篷里面抢救，父亲足足昏睡三天才醒过来，醒过来还要追，后来孙先生说你不要因为一个人毁了你自己，你来敦煌的目的是什么，后来父亲经过劝说想清楚以后又回到敦煌，极度的悲伤之情占据在他心里，他几乎是万念俱灰了，但是由于九层楼和沙提醒了他，所以他就坚持下来，继续了敦煌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