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留学时的常书鸿

1931年参观中国古代艺术展时的合影

1935年于作者家中，徐悲鸿与中法艺术家学会学员会面

有一天我从卢浮宫出来，经过卢森堡公园，根据多年在巴黎散步的习惯，总要经过圣杰曼大道，顺便到塞纳河畔旧书摊去浏览一下内容丰富的书籍。这天忽然发现了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图录》。我打开了盒装的书壳，看到里面是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和塑像图片三百余幅，那是我陌生的东西。目录、序言说明这些图片是1907年伯希和从中国甘肃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

这距今1500年的古画，使我十分惊异，甚至不能相信。我爱不释手地翻着、看着那二三百幅壁画的照片及各种藏文和蒙文的题字。这是多么新奇的发现啊！

第二天，我来到吉美博物馆。那里展出着许多伯希和于1907年从敦煌盗来的大量唐代的大幅绢画。

敦煌石窟艺术显出了先进的技术水平。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因为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自己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我惊奇地发现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发展有如此不同的差距，在看到了我国光辉灿烂的过去后，我默默思忖着：对待祖国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实在是数典忘祖。

我对巴黎艺坛的现状深感不满，决心离开巴黎，而等待着我的，当然不是塔西堤，而是蕴藏着4～14世纪民族艺术的敦煌宝库。

1936年，一个秋雨濛濛的日子里，我把妻子陈芝秀和女儿沙娜留在巴黎，只身搭上了从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