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舒乙创作《见证亲密——寻访北京刻有藏字的石碑和藏式建筑》只用了两天时间，然而，准备它，酿造它，却由来已久，准确地说长达8年之久。该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继而《北京日报》等众多媒体均以长达两块版面的篇幅争相转载，电视台也纷纷邀请他前往演播厅讲解现存于北京的藏字石碑和藏式建筑的历史。

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舒乙和往常一样来到北京的雍和宫。雍和宫是喇嘛庙，是藏传佛教的盛地之一，对舒乙来说，此次前来是要看雍和宫的历史、政治影响，尤其是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的作用。说到雍和宫的历史，对雍和宫颇有研究的他如数家珍：“雍和宫的特殊之处和它的历史背景有极大的关系，它的前身是王府，是雍正当皇子时的府邸，一开始叫贝勒府，后来升为王府，雍正继位当了皇帝后，是皇帝行宫，正式赐名“雍和宫”，雍正驾崩后曾在此安放其梓棺，以后10年供奉过雍正的影像，在乾隆九年时正式改为喇嘛庙，成为皇家第一喇嘛寺院。这个改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雍和宫从此成为乾隆皇帝坐镇北京管理蒙古、西藏广大地区政务的总指挥部。

在舒乙眼中，雍和宫皇帝御笔的匾额，精致的佛像、唐卡、经卷、佛教文物，六世班禅大师和七世、十三世达赖喇嘛来京时的遗物，密宗造像，佛教节庆等都很鲜活，珍贵。但真正引起他探究的兴趣还是那些长眠在外，并不引人注目的石碑。他清楚记得，那块名叫《喇嘛说》的石碑立在第一座大殿之前。殿前，有一座大碑亭，立在甬道中间，这块被称《喇嘛说》的大型石碑有四个面，分别用四种文字刻着乾隆皇帝写的一篇论文《喇嘛说》，该文对喇嘛教的来源、教制、教规作了详细论述。在对这四种不同文字解读后，舒乙作出独自的判断和定论：“这可是一块泄露天机的石碑，有着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于是舒乙再度驻足，在不能一一抄写其全文的情况下，用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将其文字拍摄下来，拿回家放在电脑中处理后一次又一次地解读，在经过大量的查找资料、走访专家、学者、反复研究论证后，他认为这块石碑其内容披露的是执政者安邦治国的心得，它道出了喇嘛教安定蒙古各部的重要性，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央对西藏行使主权早就有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也许正是这一潜心研究所悟，决定他在寻觅石碑的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车步结合， 足迹踏遍了京城的所有景点、大街小巷以及窄小的胡同，目的是寻找更多的有关民族团结的历史证言。

作家的写作是个性化的，作家的创作也是一种个体化的劳动，从历代石碑的碑文中获得创作源泉从而赋予作品更强大的生命力、更广泛的影响力。进而在艺术创作中复原历史的真实，并进一步深化对历史的体认，是舒乙的精神信仰，也是他近年在文学创作上的追求。在谈到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区别时，舒乙结合自己近8 年来寻访北京刻有藏字的石碑和藏式建筑的实践经验认为，现实题材的作品中不难找到历史的印记，作家抒写历史题材也是通过对艺术形象的描绘，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不同的是，抒写现实题材要求作家在深入体验生活，广泛搜集素材的基础上提炼主题。这样一来，其作品主题的客观意义，往往超出作者的主观意图。而历史题材创作则是作家有感于现实的基础上去描写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达到以史明鉴的艺术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题材创作往往有着“主题先行”的艺术目的，这就要求作家在浩瀚的史料海洋中，去精心选择最适合表现自己创作意旨的题材。因此，历史题材的主题选择适当与否，是决定作品有无特殊意义的关键。

继在雍和宫发现皇帝御笔《喇嘛说》之后，舒乙又把探寻的视角伸到了安定门外的西黄寺、北海、香山。位于北京市区东北部朝阳区安定门外黄寺路中段的西黄寺，与东黄寺并称黄寺或双黄寺。由于众多原因，西黄寺清净化城塔尚未向游人开放，为了寻找到这一藏式建筑和那刻有藏字的石碑，他甚至动用了政协委员的身份。在谈到作家应有的宁静与专注时，舒乙说，艺术永远是遗憾的艺术，就我个人创作而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多寻找一些素材，只有厚积才能薄发。报告文学要求作家占有第一手资料，小说要求作家要有真实的生活体验，而纪实性散文的采访、采风过程与报告文学作家大致相同，其秘笈是离被写的事物近一些，再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