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乃一天才学者，在去年春天网上评论的“二十世纪十大学术大师”中，他不但榜上有名，而且位列前茅，表明了网民对他在哲学、美学、教育学、文学、史学、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乃至历史地理学等等学科领域所取得令人瞩目的开创性的贡献的充分肯定。诸家在探讨王国维所取得的上述杰出成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追踪他获得如此成功的根本原因，众口一词指向西方哲学，尤其是叔本华和尼采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这诚然是不错的。综观王国维的一生，他确实接受了西方哲学思想的熏陶，在中国社会新、旧历史转型时期，努力介绍、吸收及运用外来的思想，并且把它作为从事学术研究的武器，力图把我国传统文化纳入世界的文化体系之中。然而，王国维毕竟是生活在中华民族的深厚土壤上，传统文化对他的熏陶经年累月，其骨子里流淌着的还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血脉。

通读王国维的全部文集，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他对佛教或佛学是十分精通的，其造诣并不亚于其他学术领域。例如，他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并非佛学专文，但在不长的篇幅中，还是提到了佛教。王国维在论及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时说：“佛教之东适，值我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他还说：“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这表明，王国维对中国的佛教与佛学是非常熟悉的，他用短短的一二百字，将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概括得如此精当。他把自己所推崇的“西洋之思想”视作是“第二之佛教”，既说明了他对中国佛教的精通，也可证在他的心目中中国佛教的地位明显要高于“西洋之思想”。紧接上述引文，王国维又说：“唯近七八年来，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比之佛典，其殆摄摩腾之《四十二章经》乎？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在这里，他把佛教之《四十二章经》和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鸣锣开道的《天演论》相提并论，也可说明他对中国佛教的充分肯定和尊重。况且，在我国思想界，早在王国维之前，已由杨文会扛起了复兴佛教的大旗，创办金陵刻经处，大量翻印佛教经典，矢志弘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差不多和王国维同时，人称“政治和尚”的太虚大师提倡“人间（其时也称人生）佛教”，注重“求人类生存发达”，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和土壤上诞生的《人间词》，不乏佛教思想的影迹，也是很自然的事了。王国维钟情“人间”两字的缘由从中也可窥知了。

王国维是一位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的学人，“国学”在他的心中，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从他的学术实践来看，他视“国学”如自己的生命，有时甚至比个人的生命还重要，而叔本华和尼采的西方哲学则是第二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