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想那些当初一起出道、如今逐渐沉寂、下落不明的人,我当然是得胜者的心态。2000年互联网的冬天,谁都说张朝阳是最先死的。可活得最久的还是我。
我这人心理上有过很多沉重的包袱,但我吸收了很多东方的智慧,才导致今天依然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而不被干掉。
从1999年到2002年,我面对的是西方沙文主义。那是一种西方百年商业成功所总结出来的一系列MBA教材,它对于中国是居高临下的俯视,对中国现实中存在的复杂性和博弈性没有真正理解,往往显得粗暴、武断。当时我没有任何的商业经验,面对这样俯视的挑衅,就像是学生面对先生,被尺子抽了一顿。我的董事说一句话,我都要特别认真地对待,担心说着说着就会把我的CEO说没了。
到现在,搜狐董事会就剩下一个外国人,其他的都走了。这当然是我争取过来的。
在2005—2007年,我是可以比较自由地施展我的管理哲学的——现在几乎可以算是我最自由的时候了。但之前,我不能施展,处于狼狈的状态,2001、2002年我是被推着走的,这个人要离职了,那个人要招聘了,一天到晚各个部门需要我具体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