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尧：从南宋五山十刹看赵州从谂与丛林体制

2011年05月16日 14:48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王仲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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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宗教研究所王仲尧（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编者按：2011年5月13日至16日，“首届河北赵州禅•临济禅•生活禅学术论坛”在石家庄市召开。浙江工商大学宗教研究所的王仲尧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赵州从谂与丛林体制：从南宋五山十刹制度视角出发的一个观察》的论文。作者以南宋丛林体制角度作为观察视角先考察赵州从谂活动时期的唐末期寺院制度文化背景，然后分析了当时从谂所在的赵州观音院出现的作为民间性质的佛教制度丛林体制情况，再与南宋时期作为正式制度组成部分的丛林体制做一些比较，提出禅法在与禅制互动演进进程中呈现自己的历史。论文节选内容如下：

从现有文献看未见主要在唐末活动的赵州从谂（778-897）本人从主体自觉角度致力于丛林制度建设的突出事迹，但因其作为晚唐禅宗史上的代表性人物特有的文化中枢作用，所有活动中具有的相关内容多会被曝光于历史聚光灯下，所以都会因易产生“被注意度”而被赋予认识以及研究的价值。南宋丛林体制是中国佛教制度史上的特殊的高峰时期，若从五山十刹制度的观察视角来看待从谂活动的佛教制度文化背景并作一些比较，对中晚唐禅宗崛起时期的丛林体制及其对南宋作为形成、成熟时期的丛林体制、对后世中国佛教寺院的基本制度的影响等有关问题，颇具有考察的价值。

以下先考察赵州从谂活动时期的唐晚期寺院制度文化背景，次认识当时丛林体制作为一种民间性质的佛教制度演进，再与南宋时期作为正式制度组成部分的丛林体制做一些比较。

一、晚唐佛教寺院体制背景

唐代寺院兼具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与社会各方面关系很密切，如唐代士大夫与僧人的交游中突显出寺院拥有的丰富多彩的学术、艺术、民俗等文化资源，寺院在所在地往往同时也扮演着积极入世的社会文化活动中心的角色，佛教因此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与学术文化等各层面，在社会化互动演进过程中，寺院的体制结构也就相应受到影响，需要配合政治、社会需要，调整和建设符合社会需要的相关制度，唐代寺院三纲制度发展、转化的过程也正是从制度文化角度演示了佛教中国化的一些轨迹。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佛教兴盛发展的基础之一即寺院作为生存弘法的基层单位的结构性、制度性演进，在与封建王朝政治体制相互激荡调适过程中逐步建立起相应寺职体系，是反映佛教与社会制度文化关系的一个有意义的观察点。南北朝寺院体制及寺职设置如何不很清楚，唐代寺院制度架构已较完备，寺院性质划分也相应明晰，如有较明确的官寺与民间寺院之分，这个情况以后到宋代才发生较大变化。

唐代官寺创建、管理与寺内所有活动，基本上皆受官方直接控制或影响，私寺或民间寺院情况就比较复杂些，这些私寺不但创建来源与官寺不同，各寺创建来源亦不一，如前代兴修、士大夫私置、信徒或僧尼自行修建、信徒合资建造等皆有，正是一因来源不同，二因当时私寺不纳入正式制度管辖范围，所以官寺私寺之寺院体制就多有差别。现在对印度佛教寺院甚至西域佛教寺院体制的情况实际上也并不是很清楚，可以肯定的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僧尼往往依人不依寺、依僧团重于依寺院，唐代这方面的情况已有所不同。唐代寺院三纲制度的建立，表明佛教以寺院为基本生存方式之方向性确立和规范性发展，但主要是限于官寺，私寺（民寺）尚不在其列。

唐代寺院的正式制度是三纲制度，寺院“三纲”至唐中叶时已正式确立。《旧唐书•职官志》载：“凡天下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纲，以行业高者充。……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维那一人。凡僧簿藉，三年一造。”

《佛祖统记》载：“（唐）德宗建中三年（782），敕僧尼有事故者，仰三纲申州，纳符告注毁，在京，于祠部纳告（原注：唐称符告者，与品官告身同，今时但称度牒）。”表明寺院有关重要事务都应通过三纲与官方沟通处置。三纲制度体系设置约如下：

上座，即一寺首脑，主要责任是弘讲佛法，规范僧尼戒律；又原始佛教将僧尼依戒腊年齿分为下座（10年以下）、中座（10年至20年）、上座（20年以上），唐以后“上座”则用于对僧腊较高者的尊称；

寺主：居上座之下，负责寺院日常内外事务管理，处理寺中各项杂务与规戒，对外负责与官方交涉、管理外来僧人投宿及身份检验等；

维那：协助寺主管理处置寺院各项更具体的日常、琐细、繁杂事宜，如僧尼食宿、纠纷调解、检查度牒真伪、主持法事仪轨唱念等。

唐中叶后因佛教发展及寺院经济兴盛，寺院设置典座、直岁等执事职分摊各项具体事务性工作，较大寺院还出现更多僧职，如有庄园田产的寺院设“知庄”、“知墅”等，来往客人较多的寺院设“知客”专任接待事宜等。兹略析以备下文比较：

典座：隋代寺院中已经出现，主要负责僧尼饮食，唐代寺院中可能主掌本寺财物。

直岁：主要管理生产经营性事务，有时也参与寺院财务管理事宜。

库司，类似典座，主要也是参与寺内财务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