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年：南山律宗戒体“受随同异”第二门初探

编者按：2013年10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戒律思想与实践——第三届国际佛学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本届论坛以“佛教戒律思想与实践”为主题，共发表近30篇学术论文。与会学者围绕佛教戒律话题从汉传佛教戒律研究、戒律溯源、戒律的现代意义、藏传佛教戒律思想、中国佛教戒律研究、戒律思想研究、戒律及其现代实践7个分主题进行研讨探究，分享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黄夏年发表了题为《南山律宗戒体“受随同异”第二门初探》的论文，以下为论文全文。 

摘要：南山律宗是唐代道宣法师创立的，该宗自创以后就成为中国佛教律宗里面影响最大的一派。道宣法师是佛教学者，他对南山律学的建立有重要的贡献，其标志说就在于“戒体“说。此说由“一戒体相状。二受随同异。三缘境宽狭。四发戒数量“之“四门“组成。本文解说了第二门的“受随同异“学说的特点，认为其是要用于说明受戒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目的就是要将受戒与心体的变化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将受戒与持戒不仅仅是看作一种行为的规范，与行动的准则，而是将此看作是一种心体的修炼与思想的提升。这些是隋唐佛教在思想认识上的一种高度的思维，代表了中国律宗哲学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如何调整佛教伦理与心理的关系，对我们今天仍然还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唐代是我国佛教鼎盛时期，佛教经过了汉代初传和魏晋南北朝的译经与整理，包括吸收的过程之后，到了隋唐时期步入了上升期。这时佛教界先后出现了天台、华严、唯识、净土、禅、密、律等宗派，这些宗派是佛教中国化之后出现的中国人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在吸收了印度佛教理论与实践之后，所做出的再创造运动，对后来的中国佛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律宗则是唐代佛教诸宗的一个特点鲜明的宗派。

一、律学的传入与律宗的产生

佛教初传，中国人致力于吸收印度佛教的思想理论，于是产生了译经运动。最早的译经活动，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译出了很多经典。但是佛教是一个整体，由佛法僧三宝组成，佛教的藏经也是一个整体，由经律论三种构成。中国人接受了佛教，组建了僧团，出家之后要执行佛教的戒律，于是佛教戒律的经典开始陆续进入。姚秦弘始六年（404）鸠摩多什与弗若多罗三藏共译萨婆多部（Sarvasti-vada）之十诵律，但是没有译完，以后昙摩流支与卑摩罗叉续译，最终完成六十一卷，这是我国有广律之始。弘始十二年（410），佛陀耶舍与竺佛念等又将昙无德部（Dharma-guptaka）的四分律分五次译出六十卷。法显法师感慨律本不全，于是到印度取经，在印度居住六年，带回了摩诃僧祇律本。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8），由法显与佛陀跋陀罗共译大众部（Maha-sanghika）的四十卷摩诃僧祇律。刘宋景平元年（423），罽宾佛陀什和智胜共译三十卷弥沙塞部（Mahisasaka）的五分律。中国佛教的戒本逐渐开始臻于完善。

早期中国佛教没有完整的戒律文本，但是有传戒的活动。魏文帝黄初三年（222）昙摩迦罗（Dharmakala ）到洛阳，看见我国出家的僧人只是剃除须发，身穿缦衣，但是守戒方面却没有按律法的规定执行，于是他发誓要在中国弘传律法，于魏少帝嘉平二年（250），译出了僧祇戒本一卷。昙摩迦罗礼请十位来中国的外域僧人建立共修议事的羯磨法，开了有十位比丘僧共传戒本的先例，成为我国传授戒法之始。此时中国僧人也根据已有的戒典，加上自己对佛教的理解，编纂了自己的律本，如东晋道安法师编纂了《僧尼轨范》。当中国佛教僧团与制度渐趋完善之后，大量律本传入中国，促使中国人开始对律本进行研究，在中国大地产生了以研究律为特点的律学运动。

印度佛教与中国有关系是五部律，这是盛行于西北印度的小乘五部派所传持的律典。它们是：

一、法藏部的戒本，亦名昙无德部的《四分律》六十卷，戒本为《四分僧戒本》一卷、《四分律比丘戒本》一卷、《四分比丘尼戒本》一卷。

二、萨婆多部的戒本，亦名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六十一卷，另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异本。戒本为《十诵比丘波罗提木叉戒本》一卷、《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一卷、《根本说一切有部戒经》一卷、《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戒经》一卷。

三、弥沙塞部的戒本，亦名化地部《五分律》三十卷，戒本为《弥沙塞五分戒本》一卷、《五分比丘尼戒本》一卷。

四、摩诃僧祇部，亦名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四十卷，戒本为《摩诃僧祇律大比丘戒本》一卷，《摩诃僧祇比丘尼戒本》一卷。

五、迦叶遗（Kasyapiya）部，亦饮光部。其广律《解脱律》在中国没有译出，但是戒本《解脱戒经》一卷由元魏般若流支译出。

此外，还有婆蹉富罗（Vatsi-putriya）部，亦名犊子部。这一派的律本在中国没有译出。

在上述几个部派的佛教律典都在我国有过弘扬，最早流行的是姚秦鸠摩罗什与弗若多罗译出的《十诵律》，后来有人认为“《僧祇》与先戒本文理相合，乃舍《十诵》多演《僧祇》，唯《四分》、《五分》曾未弘通”，故有“律本流行，随方不同。关内僧祇，江左十诵，四分一律，由在藏中”的说法。元魏法聪律师，“方悟前非，于即罢讲《僧祇》，首传《四分》。”以后六十卷昙无德部的《四分律》对我国佛教的影响最大。

最早研究《四分律》的法聪法师是元魏孝文帝（471～499）时的人。唐《续高僧传》说：“自初开律释，师号法聪。元魏孝文北台杨绪，口以传授，时所荣之。”资料记载他最早学习的是僧祇律，但是后来转向为四分律的研究，终生弘扬《四分律》，不过他的活动仅限于口授相传，还没有见到文字著作传世。法聪的弟子道覆，继承师学，随讲说录，作疏六卷，这是为四分律作疏的开始。道覆虽然开始作疏，但是他只是对《四分律》做了分类与科判的“长科“，至于含有新意的“义举”还没有做到，故“斯时释侣道味犹淳，言行相承，随闻奉用，专务栖德，不暇旁求。”

北齐慧光开始对《四分律》作疏，是《四分律》研究的一个标志。慧光是少林寺佛陀跋陀罗的弟子，跋陀欣赏慧光的聪颖，告诉他“若受大戒宜先听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经论，必轻戒网，邪见灭法障道之。”于是慧光听从了老师的教诲，专心攻律。慧光听了道覆的讲说，作了笔记，又研究了《僧祇律》，自知功力不够，于是到处参学，遇事就拿出笔记下来，再仔细揣摸，终成一大家，“四分一部草创基兹。”慧光撰写《四分律》疏开始为十卷本，后来删节为四卷本，一共一百二十纸，后人称为“二度出疏”。慧光为四分律作疏，被“后代引之为义节，并羯磨戒本咸加删定，被于法侣今咸诵之。”后人称赞“自正道东指，弘匠于世，则以道安为言初，缁素革风广位声教，则慧光抑其次矣。”

慧光之后，佛教界内部形成了注疏四分律的高潮，先后有北齐洪理着钞两卷，昙隐造抄四卷，道乐造抄一卷，洪遵缵疏八卷，道云造疏九卷并抄一卷，道晖造疏七卷，法愿制四部律疏是非抄两卷，隋朝道洪、法胜二律师各出抄，未详卷轴。智首律师造疏二十卷，法励律师造疏十卷，基律师有疏未详，等等，到了隋末唐初，近十八家《四分律》研究的注疏呈世，这些著作“其间卷轴多小不定，莫非并依律文次第消释也（云云）。”总之，自慧光之后到隋末唐初，整个佛教界内部研究四分律注疏成风，“下及江表、关内河南，蜀部诸余流传者，并具披括，一如义钞。”佛教律学运动的兴起，及其成果，为后来唐朝律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作了舆论的准备。

经过魏晋以来对《四分律》的翻译与注疏研究的运动之后，到了唐代，佛教界人士对《四分律》的研究进入高潮，律宗由律学转入到宗派成为必然。唐代道宣法师曾经总结这一时期的律学活动曰：

穷其受戒之源，宗归“四分”。今则随学陈相，不祖先模，抑断是投，妄情斯托。可谓师资训缺，教授无功，亦是愿行道殊，机见互僻。斯之糅杂二百余年，岂不以传通失人，故使颂声流郑，今则混一唐统，普行四分之宗，故得终始受随，义难乖隔。摄护虽广，其源可寻，自初开律，释师号法聪，元魏孝文北台杨绪，口以传授，时所荣之。沙门道覆，即绍聪绪，赞疏六卷，但是长科，至于义举，未闻于世。斯时释侣道味犹淳，言行相承，随闻奉用，专务栖德，不暇旁求。魏末齐初，慧光宅世，宗匠跋陀，师表弘理，再造文疏，广分衢术，学声学望，连布若云峯；行光德光，荣曜齐日月。每一披阐，坐列千僧；竞鼓清言，人分异辩；勒成卷帙，通号命家，然光初禀定宗，后师法律轨仪，大圣徽猷具焉，所以世美斯人，行解相冠，诚有徒矣。有云、晖、愿三宗律师，蹑踵传灯各题声教，云则命初作疏九卷，被时流演，门人备高东夏。晖次出疏略云二轴，要约诚美，蹊径少乖，得在略文，失于开授，然云勇于义宗，谈叙诚博，晖则核切词相，法聚推焉。世谚首尾，信探风骨，汾阳法愿，眄视两家，更开甍穴。制作抄疏，不减于前，弹糺核于律文，是非格于事相，存乎专附，颇滞幽通，化行并塞，故其然也。其余律匠，理洪隐乐，遵深诞等，或陶治郑魏，或开壃燕赵，或导达周秦，或扬尘齐鲁，莫不同师云，术齐驾当时。虽出钞记略可言矣，而导开业关中，盛宗帝里，经律双授，其功可高。于时世尚僧祇，而能间行《四分》，登座引决，共从如流。勍敌每临衔箭而返，然遵一其神志，声色不渝，由是人法归焉，可谓行之及也。智首律师承斯讲授，宗系盛广探索弥深，时属云雷接统传化，学门远被制述全希。岂非博赡百家共师一轨，虽欲厝笔无词可通，属有砺、亮行判烁胜藏兴。或传道于东川，或称言于南服，其中高第无越魏都，制疏乃行，其绪诚少，余则名擅一方，盖无笔记，而复化行难阻，多翳时心，岂不以制在篇初故，陷者恶闻其失。”　

道宣法师在这篇总结里面，对律学到律宗的发展做了全面的介绍，二百余年的律学发展，经历了先是口授，再到注释的发展过程，又由注释再到“义举”，则是中国佛教律学的最终完成阶段。在这二百余年间，慧光律师是一个转折点，“然光初禀定宗，后师法律轨仪，大圣徽猷具焉“，慧光注疏虽未“义举“，但是他开了新风，给后来的云、晖、愿三位律师指明了方向，律学的“义举”得以张扬，“义举”成为律宗创宗的催化剂，促成创新的律宗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