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贝叶经　

一、最早的贝叶经

布塔果沙听是生活在公元前后的一位傣族的智者。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很难详细描绘出他的经历和性格，但根据一些零星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聪明过人、具有非凡创造力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至少有两部傣文史料（《巴塔麻嘎波罕》和《波腊纳坦》）记载过，布塔果沙听曾经到当时的佛教圣地斯里兰卡参加诵经的赛事，并且获得了胜利。之后，他开始把佛经刻在贝叶上。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布塔果沙听在比赛诵经时，讲的是巴利语；在刻写佛经时，用的也是“巴利文”。因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公元前一世纪的二十年代，那时候很可能傣族已经创造了一些原始的象形文字和数字文字，但却远远不是一种可以表达完整意思、因而可以翻译别的语种的文字。但是尽管如此，布塔果沙听很可能就是傣族中，第一个亲手刻写贝叶经的人。这一史料理所当然地说明，布塔果沙听在去斯里兰卡参加诵经赛事以前，就会用巴利语背诵佛经，而且学会了“巴利文”。

公元前的古代人和今天的人，对于著述的名利观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的人，似乎有一种习惯，就是把经典的论述用口口相传的方式记诵下来，而不重视署名著述。佛祖释迦牟尼所留下来的言教，都是他涅槃之后，由他的弟子们记诵出来，并且相传下来的。与释迦差不多同时代的、中国儒家思想体系的创始人孔子，他的《论语》一书，也是出自他的弟子们的记忆。所不同的是，《论语》是由孔子的弟子回忆出来后，当时就记录成了文字，而释迦的言说，则是在他逝世二百多年后的公元前三世纪，才在印度被传写下来。在没有别的不同观点的史料出现以前，我们可以认为，《大史》上的记载的这一次对佛经的传写，是贝叶经的肇始，也是巴利语贝叶经的肇始。

但是阿育王的弘法僧团带到各国、各地去的贝叶经，并不是完整的佛教三藏，这些舟车承载、人背马驮，长途跋涉运送到南亚、东南亚各国，以及我国西双版纳等地的贝叶经书，很可能只是几部重要的经典。阿育王逝世五十年后，江山改姓，他一心护持的佛教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佛教的基地转移到了斯里兰卡，大批僧侣集聚到了这里。《锡兰岛史》记载，公元前一世纪，佛教徒在斯里兰卡第四次结集，通过记诵，用巴利文把三藏经典空前完整地刻写在了贝叶上。但是三五百年后，巴利语文在印度奇迹般的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佛经再以巴利文作为传播的媒介，遇到了困难。这样，巴利语贝叶经，开始了一次新的历史性的蜕变。

二、西双版纳贝叶经

早在公元前一世纪，西双版纳就存在着一些象形文字和数字文字。我这里用了“存在”这个词，而不是用“创造”，那是因为我认为开始创造象形文字的时间可能会更早。但是尽管如此，象形文字毕竟是一种不完全、不成熟的文字，它最大的特征是表意，而不是读音，并不能用以为巴利语的佛经注音，不能用于翻译，也不可能用以著述。所以用傣文为巴利语佛经注音，或者说音译巴利语佛经，再进而用傣文著述，只可能在傣文成为一种较为完整、成熟的文字之后，或者换句话说，是在傣泐文创制并运用之后。

这样，傣泐文创制成功并开始了使用。它最先大概是用于对巴利语的经书注音，或者说是音译巴利语经典。同时，那些学养高深的僧人，开始了著述活动，他们很可能写过一些研究佛经的理论著作，但是没有留传下来，而他们译编的佛本身故事，却大量地流传到了今天。一些僧人改编和记录了民间故事和民间歌手的唱词，由于这种记录和改编是旨在弘扬佛法，所以这些故事和唱词大都成了一些生动的说教。使我尤其震惊的是，有人用佛教的“四塔”（汉传称“四大”）、“五蕴”的经义，整理和改造了傣族的医学理论，使傣族医药在中国医学的天空，闪耀出独特的理论光芒。先此只在口头上传达的地方性法律法规，这时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同时根据佛教的精神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再往后，傣泐文在贝叶上刻写的文本，范围越来越宽，逐渐扩张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赕经的习俗流行起来，这使得佛寺收藏的经书越来越多。为了方便，一部分文本抄写在了棉纸上。

贝叶经据说有八万四千卷，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确数。汉传佛教也有佛经八万四千卷之说，还有八万四千法门之说。傣族的史籍上说，布塔果沙听在斯里兰卡参加诵经赛事获得胜利之后，由他刻写的贝叶经，“从此就由水路传遍八万四千个区域村庄”。我以为这些“八万四千”的说法，都不是确实的，只是极言其多的意思。我甚至怀疑，这是印度或是斯里兰卡、或是傣泰民族的用语习惯，正像“九十九”、“九千九百九十九”是汉民族形容物事之多的用语习惯一样。但是即便如此，西双版纳的贝叶经确乎是非常多的，我们仅从统计并不完全的西双版纳古籍书目上看到的，就有五千余部。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