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社会主义的难题如何破解?
2008年03月17日 10:05南方周末  【

——专访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

图:中日两国宗教界人士在侵华日军遇难同胞纪念馆内“遇难者名单墙”前,以宗教形式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祈祷世界和平

图:2008年3月10日,北京,宗教界委员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编者按: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宗教政策日益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话题。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史,不仅是一部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宗教工作史。现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先生,在迄今长达13年的时间内,担任国家宗教事务管理的最高行政官员,亲历了执政党破解宗教与社会主义难题的重要进程。联系到胡锦涛主席去年底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关于宗教工作的讲话,以及近年来宗教领域内的若干热点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叶小文先生。

群众性就是人多,全世界“五个人中四个人信教”,中国有多少人信教?你问我,我只能引用周恩来的教导,说“差不多有一亿多一点”。

“是不是将来达赖死了要管?”当然要管,国家宗教事务局要管,中央政府要管,规规矩矩按照宗教仪轨、历史定制,看湖,秘访,遗物辨认,然后选出三个候选灵童,报中央政府批准,金瓶掣签。这些法规条文,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央政府在达赖转世问题上的主导权。

美国国会授予达赖什么金奖,我认为是一场闹剧,达赖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唱的是分裂中国的戏,叫嚣的是“西藏独立”的戏。他自己分量不足,就从洋人那里讨一个奖章,为自己增加分量。

我们和梵蒂冈的冲突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早在中国解放之际,他们就煽动中国教徒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让教徒在党与教之间进行选择,“有教无党,有党无教”。 

美国政界人物以炒作宗教问题拉升民意支持率的行为,福音化中国的百年梦想,以及中美之间关于宗教自由的定义的差异,使得宗教问题已经溢出了传统的外交渠道,成为目前中美关系的一种结构性的障碍。 

韩国基督教的渗透,我们就很头疼。几千个传教士,从东北一路走到广州,到处传教。当社会不公平问题突出起来,大量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流动起来,如果利用基督教的火种进行渗透,传播的恐怕就不是“福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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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平   编辑: yu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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