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旧大岗山派的区别

研究新大岗山派是一崭新的当代台湾佛教史的重要课题，因为它有别于旧大岗山派的佛教道场和发展形态。新、旧大岗山派的区别之处大致可分五点：一，旧大岗山派的佛教寺院主要是战前的产物，部分为战后新建，但都属于永定上人门直系徒裔的掌控范围；新大岗山派的佛教寺院主要是战后的产物，并且非属永定上人及其直系徒裔的道场。二，新大岗山派的佛教寺院大多在高雄县境外，以港都高雄市为中心，然后扩及高雄县、台南、屏东、台东、花莲等地；旧大岗山派的佛教寺院则主要集中在高雄县境内，只有部分新建寺院亦扩及外县市。三，新大岗山派的佛教寺院的观念较新潮，对时势敏感，且弘法途径多元；旧大岗山派的佛教寺院，除少数出外弘法外，大多是静态接引，住寺梵修，守成有余，开创不足。四，新大岗山派的佛教事业特重文教和出版，虽非全部同一做法，但重点寺院的表现非常杰出，不论佛教丛书的编辑、出版或专业图书馆的设置等，皆达极高水平，堪称教界典范之一；旧大岗山派的佛教寺院，除释圆慈师之外，基本未致力于此，更谈不上水平的问题。五，新大岗山派的佛教僧侣，有部分杰出者极富批判性，且社会关怀强烈，因此敢于参与反公害的环保抗议运动，高扬印顺导师人间佛教的思想大旗从事正知正信的佛教社会传播；至于旧大岗山派的僧侣，则普遍缺乏批判性，亦很少弘扬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只是其杰出者的社会交际能力强，在教界亦有雄厚影响力。这五点有关新、旧大岗山派的不同之处只是迄今为止笔者就个人见闻所及并参考相关佛教出版品的记载所归纳出来的，其主要目的在于，描绘出新、旧两者不同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两者明显不同的弘法风格和不同的佛教思想内涵。

(二)新大岗山派的崛起与高雄市佛教的战后环境

要描述或分析一处的佛教发展状况，有几个要素必须加以考虑：一，主导僧侣，包括其专业、活动力等；二，主要护持信徒，包括财务、人力与土地赞助等；三，道场建设和活动；四，社会环境；五，教势发展。这五个要素，息息相关，缺一不可，必须统合来看，整个情况才能头绪清楚，全貌才能有机浮现。不过，限于相关资料不足，此处对相关问题之要素的说明只能大致提及。

在分析战后新、旧超峰寺的聚合离散时，我们曾特别提到周义敏门下陈永达的转往高雄港区发展并迅速崛起的问题。相关数据显示，他众望所归地被推为高雄市佛教支会的首任会长，可见他在当时的教界声望不错，人脉很广，所以才能初试啼声即一鸣惊人地大获成功。但接着我们要问：陈永达是如何获得最高票支持的？他的主要支持者来自何处？为何会如此大力支持他？

对此，由于陈永达所遗留下来的个人资料非常有限，我们只能根据片段的记载重新整理，并配合其它的数据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