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旧超峰寺的战后发展

战后，旧超峰寺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重建时期，由住持开照领导。由于原寺院在战争期间已被日军摧毁，遍地瓦砾，开照便率领部分愿意回山重建的僧众先修前殿及两边厢房。1956年秋，再增建后殿和禅房等，迄1958年竣工。开照于完成第一阶段的扩建任务之后即于来年交卸住持。　

从现在的建筑来看，第一阶段的工程宛如林永定初期所做工程的翻版；重修的前殿，规模狭小，正如日据末期未改建前的模样。在战后经济未起飞、物力匮乏之际，有此成就也差强人意了。

第二阶段的发展是开参担任住持期间。此一阶段最大的成就，是在寺中举办大规模的传戒活动，名义是纪念永定和尚圆寂二十周年。戒会期间，前来求戒的出家众有250人、在家众有288人，盛况空前。开参在台南名刹大仙寺担任住持期间曾促成了台湾战后的首次传戒活动，时间是1953年。虽然他的禅修风格和丛林管理颇有百丈遗风，很受大陆来台教界人士的推动，但因缺乏传戒经验和对律藏的深入探讨，以致造成传戒活动转由中国佛教会主导的局面。此一影响达三十几年之久，使台湾的佛教面貌大为改观。不过，日据时代，林永定未举办传戒活动，导致大岗山派系统的出家众普遍未落发或未受大戒。幸好，在门下开参的努力下举办了两次传戒活动，使本门长期未落发受戒者纷纷落发受戒，对彼等个人的转型大有帮助，这在战后已逐渐形成的受戒风气中是符合佛教新潮流之举。特别是旧大岗山派的僧侣，在接受传戒之后，与负责传戒的白圣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而白圣的佛教势力也透过和大岗山派的结合深深地渗入了南台湾的佛教界。像超峰寺现任住持法智，即是受戒后长期受教于释白圣并于1976年5月接其法脉而成为释白圣的法子之一的。释白圣于1989年过世后，法智甚至在新大殿之后的护墙上塑释白圣持杖抚鹿立于树下的浮雕像，以纪念其先师，可见释白圣对他的影响之深。

由于释白圣是中国佛教会的长期当权派，人脉广阔，富于经营寺院的经验，因此，法智在推展寺务方面不愁无指导者。并且，台湾佛教徒的信仰随着经济的繁荣和社会都市化的加深而在人数上有大幅度的增加，捐款的额度也较过去为多。旧超峰寺原以观音崇拜的香火道场闻名，大批的观光客和香火信徒为寺方提供了充裕的建设基金和各项活动的经费。法智即凭此经济的基础锐意整顿寺内建筑，增建大讲堂、新式宏伟的大殿、九层禅学大楼、可容千人以上的寮房等，寺的周围也雕塑各种佛教的人物和景观。这些努力，艺术性方面稍嫌不足，规划的寺院格局也稍显零乱，但在功能上则相当程度地满足了大批来寺信徒或观光客的需要。尤其，前面的观音殿依然保存着相当浓厚的民俗崇拜色彩，一般的民间神轿也常到此进香。后面新建的西方三圣殿严禁神轿入内，是纯正的佛教区。可以说，旧超峰寺在寺务的经营上反映了圣俗区分并存、新旧驳杂交融的过渡期特有的佛教文化风貌。

法智有能力上台讲经，但以应邀在外的弘法居多。他也举办大专生佛学讲座，创办观音中医诊所为民众义诊，甚至提供场地让政府机关举办活动等，都是旧超峰寺作为现代佛寺的机能的发挥。由于有关这方面的机能在其它佛寺的活动中也不难看到，我们可以不详细谈论。何况，法智住持印有《超峰寺传承史》，中、英文对照说明，并配有大量他个人在内的相关照片，宣传意味十足，可一目了然。

根据高雄县政府民政局的寺庙登记资料，旧超峰寺在1983年以后的相关状况如下：

1、管理人兼住持：释法智（1933年生，佛教学院毕业）。　

2、组织形态：管理人制。

3、管理人继承惯例：由住持为当然管理人。

4、住持继承惯例：由原住持推荐再经信徒同意。

5、登记信徒人数：五十一人。

6、主祀佛像：观世音菩萨。

7、本庙基地面积：0.9713公顷。

8、建物面积：2500坪。

9、寺中住众：（僧）有法智、圆光、天文、心宪、心钵、天荣共6名，（尼）有心了、法慈、圆妙、圆德、圆本、心保、天连、开德、提平、圆祥、慈安、悉空、悟果、圆识、地观、天领、圆空共17名，（菜姑）有蔡彩云、圆惠、圆圣、天贤共4名，其它男众六名、女众2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