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在台湾，维持原有的“斋姑”信仰形式，还是占绝对多数。以高雄州阿莲庄大岗山的著名佛教女性道场龙湖庵来说，这是超峰寺的开创者永定法师为安置女徒弟于一九零八年另外新设立的。一九三二年时，庵内的住众近百名，剃发的(不一定受戒)只占少数，绝大多数都是带发修行的“斋姑”，以及南台湾妙龄女性短期前往静修或度假的。这种形态，持续到一九五三年，才因由大陆僧侣主控的中国佛教会，藉“大仙寺传戒”，大批为彼等落发和授戒才改变。当时有号称出家已数十年，收徒已三代的师祖，也和徒弟、徒孙一起受大戒的情形产生。

在此之前，由于桃竹苗一带的佛教女性(包括“优婆夷”和“斋姑”)，因日本总督府主导的南瀛佛教会经常举办讲习和发行佛教刊物；以及来自大陆福建涌泉寺的觉力禅师在创建大湖法云寺和因归化日籍而得兼台北万华龙山寺住持之后，特别针对女性讲习和培训，促成许多女性学员改“斋堂”为佛寺，或者新创本派(法云寺派)的专属尼寺，如台北中和的圆通寺、苗栗后里的毗卢寺、大湖的弘法禅院等，都标榜是新女性的现代专修道场，且对社会改造负有责任。这也是台湾文化协会的启蒙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思潮盛行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

虽然如此，由于女权高涨和社会活动力增强，直接挑战了受传统儒家伦理意识影响的台湾本地男性尊严。这些男性在清代台湾社会，是政治领导阶层，价值观和舆论的操纵者。如今，原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优势被日本人夺去大半，新佛教女性又藉日本佛教势力，也享有吸收社会资源及摆脱男性支配的极大自主性和动员力量。于是这些充满价值失落感的台湾本地仕绅，在彰化地区守旧派的文人鼓动之下，纷纷在媒体上撰文批评佛寺和“斋堂”藏污纳垢；其中尤以性犯罪和自由恋爱，更成了彼等攻击的焦点。如此一来，有些新佛教女性便转而赴日本佛教高等学府深造，以求加深日本化来对抗发自台湾本地传统士绅的攻击。

可是，第二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结束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连带地也为新佛教女性带来新的难题。在日本战败，台湾回归中国接管后，政府极力排除日本化的影响成了新的政策目标。一九四九年，大陆僧侣大批逃到台湾，更在戒严体制的权力结构之下，长期由出家男性藉传戒特权，压制实际人口占多数的出家女性。不论“斋姑”或日本化的新佛教女性，都得参与新的传戒活动和在头上烧戒疤，否则中国佛教会是有权力撤销其出家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