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而言，日据时期台湾尼众出家落发并不普遍，就像她们受大戒一样难得。台湾由于位处边陲地区，并无官方或大宗派丛林的戒坛，因此台湾僧尼欲受具足戒者，必须渡过台湾海峡去福建等地受戒。除了考虑女性远游的安全问题之外，庞大的旅费和昂贵的戒场费用（通常还包含谢师、参访、游学等花费），也使得台湾寺院偏向选派僧众——特别是住持继承人选去大陆受戒。环境比较优越的尼众，还可以以寄戒的方式，邮寄较少的受戒费用到戒坛，买到戒牒。在人未出席的情况下，这些尼众也不需落发。她们或是将头发扎成两条发辫，显示她们的处女身份；或是齐耳剪去，表示自己的先进；或是如斋姑一样盘成已婚妇女的发髻，以明志不嫁守贞。日据时期台湾尼众有到日本求学取得尼僧资格的机会，但是这仅局限于少数家境优越、成绩优秀的尼众。因此日据时期能够剃发的尼众，仍在少数。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尼众留发，不仅显示女性和官方以及宗派授戒制度的疏远关系，也呈现她们如何用发型（而非剃发）来表达自己的宗教身份。

即使1953年以后，台湾几乎年年开戒坛，但是早期仍有许多尼众无法负担戒会的忏摩、超度祖先、供僧谢师等费用。现在70岁以上的尼众，还有人回顾到当初拎着小包袱，瞒着父母仓促逃家去吃菜的情形。当时寺院经济情况不像现在如此富裕，她们常常要等上好几年，才筹措到一套僧衣，或者终于得到受戒的机会，因此出家并非马上一定圆顶。还有些年轻未婚女性经常结伴到各庵堂寺院游玩，时日长了，便各自皈依不同的寺院庵堂，渐渐待在寺院庵堂里帮忙。由于来往的都是女性和尼众，她们的父母比较容许她们如此享受一下年轻的生活。这些年轻女性通常也不立刻落发，有的人甚至在寺院住十年才圆顶，为的也是安抚父母，减少来自家庭的阻力。相对的，因为未曾落发，万一无法适应寺院生活，还俗容易，寺方也可以避免许多麻烦。

笔者在屏东也发现战后仍有尼寺收养孤儿，以便日后继承衣钵的情况。这些尼寺虽然不像日据时期郑家的净业院一样富有，可以栽培养女留学，但是她们也倾向于让这些养女带发修行，直到度过青春期才考虑让她们正式圆顶。由于以前民风比较保守，不像现在许多僧尼进入大专院校教书和求学，住持表示让这些养女留发以便外出接受一般教育，还是比较方便的做法。

上述这些台湾尼众对待头发的态度显示，她们非常清楚头发所代表的性别意涵，以及落发所代表弃绝世俗身份的严重性。但是自从战后中国佛教会于台湾建立传戒制度、重振中国禁欲的教团生活方式以来，台湾尼众圆顶与否，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被用来衡量台湾佛教的正统性和现代化。一方面，中国佛教会宣称斋姑踊跃剃度受戒的情况，为“净化”台湾佛教受日本佛教影响的部分。而与传戒制度相辅相成的僧侣教育，两者都强调经典实践戒律的方式，进而引介台湾女性一个非常正统化的宗教身份和僧侣训练，赋予剃度受戒新的历史意涵。另一方面，透过圆顶，传戒制度强化僧俗界限，对以往盛行的斋姑和其它过渡形式的女性宗教生活方式产生排挤性。区域性佛教实践方式的差异，也透过将女性纳入正规的教团启蒙过程而重新整合。斋教的仪式专家和台湾的日式僧侣失去其宗教合法性。这种复杂的过程产生一个高度制度化和标准化的女性僧侣生涯。战前战后台湾佛教女性修行者所授戒别的差异，一般而言，尼众本身比一般民众的感受要强。而一般民众所体会到的，可能还不是尼众发型改变的宗教意义，而是剃度所带来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