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使具有不同生活经验的人对宗教产生不同的价值观，这是相对的、互动的过程。台湾佛教在面对现代化冲击的过程中，产生女性受戒人数激增特殊现象。问题是，为什么战后台湾佛教吸引的是高学历、年纪轻的女性？或者，为何是佛教一枝独秀的吸引台湾女大学生？譬如，同样在大专院校蓬勃发展的基督教校园团契活动，便未产生女生集体决志入道的现象。虽然近十年来佛教积极进入校园，致力于吸收年轻优秀的学子；而各大专院校的佛学社团组织、寒暑假佛学营，其组织方式基本上受到基督教校园团契和寒暑假进修营的影响，而有后来居上之势。但是无可否认的，基督教在大专校园中有长期的优势。

和大专院校的佛教社团比较起来，基督教校园团契提供青年学子交流的机会，并且强调“不同心不能同轭”，鼓励其男女成员建立基督教家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决志奉献一生不婚去传教的女大学生并不多，似乎应当减低来自学生家庭方面的阻力。但是进一步分析，加入佛教社团不一定便会出家独身，佛教茹素的要求，往往使得佛学社团透过同炊共食的方式，和校园团契的宿舍一样提供志趣相同的男女学生交往的机会。另一方面，社会大众一般相信基督教不拿香祭祖，为变相的断绝家庭香火，这和女儿持斋无法主中馈一样，亦使得学生家长产生疑虑，惟恐女儿无法顺利找到归宿。如果撇开女大学生信教的家庭背景和区域性差异不论，从传统的家庭价值而言（至少在中台禅寺事件之前），一般父母亲对校园里的基督教团契和佛学社团的疑虑，差别似乎并不大。

传统的家庭价值中，女性的社会与宗教身份是由她与男性的关系来界定的。在从父居的家庭组织结构中，中国社会的女性未婚从父，婚后生育男性子嗣，才能成为正式的家庭成员，死后得以入祀夫家系谱。Arthur Woof的研究显示，台湾乡村对还没怀上第一胎的新嫁娘，多少是以纵容小孩的态度来对待她，正反映女性是藉由生育来过渡其于娘家和夫家的身份转变。生育男性子嗣之后，女性才得以“某妈某氏”的称谓登上祖宗牌位，代表她继续夫家香火的生产力，以及联系其夫家和娘家两个男性谱系的贡献。因此女性未婚而夭折，便无法于祖先崇拜系统中定位，成为其父母的问题。现代的台湾社会虽然比较能容忍女性晚婚或独身，但是在从父居、从父姓的家庭结构中，婚姻仍然被视为达成女性社会身份的基本条件，因此婚姻状态亦成为构成所谓“正常”的女性生涯（the normal womanhood）的必备条件。

相对于走入婚姻的女性，出家守贞的女性，中国社会往往视其为“不正常”，因为其父系制度无法归类这些拒婚的女性。但是佛教也因此成为提供女性另类身份的社会机构。譬如未婚就夭折的女性可以于往生前受戒，以尼礼入塔；死后或是火化入塔，牌位交由寺庙岁时祭祀；或是经由菩萨收养的仪式，得塑金身，由无主的孤魂升格为阴神，以求香火供养。更普遍的做法是乡社建立公共佛堂来安置寡妇守节；豪富的仕绅于内院建立家族佛堂，而由不婚（或失婚、或无后）的女儿来维持，亦是屡见不鲜。经由出家身份，女性持守佛教斋戒守贞的宗教戒律，而佛教也被父系社会转化成控制女性贞操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