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台湾本土佛教的这一大变革，在时间上是发生于1915年“西来庵事件”爆发之后呢？其背后原因是，在“西来庵事件”之前，由于怕触怒台湾民众最浓厚、也最难更改的原有宗教情感，以避免不必要的反抗举动，所以在政策上往往比较缓和；但“西来庵事件”既已爆发和被镇压之后，则开始认为如果放任不管，将是后患，所以态度上变得比较积极。

加上隔年（1916年），为了庆祝总督府落成和领台二十周年，在台北市举办了台湾史上首次的博览会，当时台湾佛教徒和基督教徒因各自设摊演讲并互相攻击和批评，促成了台湾佛教界的大团结和大觉省，于是在演讲会之后，便进一步形成新组织和新的教育机构，跨出了改造的第一步。

然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民族自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冲击全球，台湾本土的知识分子精英也顺应潮流，纠合同志，发动舆论，奔走南北，号召群众，灌输新思潮，力争岛民的政治权益和文化的自主性。

台湾总督府的主管宗教官僚丸井圭治郎，便在此新潮流新趋势之下，串联全岛的台湾佛教精英组成“南瀛佛教会”，展开新佛教观念的讲习和体制的改造。由于初期参与讲习的学员程度参差不齐，效果不佳，几次以后，便改采“精英主义”政策。

所谓“精英主义”政策，就是要求参与讲习的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这样才有能力吸收较高水平的讲习会内涵，才不会仅停留在信仰面，而是有能力在讲习之后，将讲习内容再传播出去。这样一来，参与的学员彼此水准相近，讲习的效果显著，等于快速培养了一批新的师资，可以在短期间内即发挥倍增的影响力。

不过，佛教的义理非常繁复深奥，加上当时流行的现代思潮具有社会主义的关怀和文化的批判性，所以讲习会的“精英主义”虽然方向正确，但是真正要达到扎实及专业的水准，单靠讲习会的短期讲习是不够的。真正的精英，还是要经过正规的学校训练，特别是经过佛教中学林和佛教大学的正规教育，才能够达到应有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