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停止个人兴学二十多年后，于1987年解禁这一政策，开放私人兴学的领域，于是民间团体加入到一般公众教育的行列，佛教团体也一扫传统的刻板印象，以主动、积极的态度投入公众教育。兴办高等教育的花费是巨大的，但佛教团体越过最有经济实力的财团企业，在短短的十余年中，就先后创办了七所佛教大学，这在私人办学中出人意外地拔得头筹。这一近乎奇迹的现象，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台湾的佛教大学并不是佛学院的简单升格，也并非宗教断层中的异象，它的产生不但有历史传承的意义，也是时代精神的再现。

江灿腾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佛教兴学，有译经兴学、同仁集团、技术团体等三种特殊背景和教育模式。所谓“译经兴学”，是由国家赞助推动的模式，代表人物为玄奘与鸠摩罗什等大师。采取任务编组方式，译者互相研讨翻译的内容而完成学术的经验传承。所谓“同仁集团”，以道安及庐山慧远为代表。其特色在于领导人物对儒释道精神、世间与出世间法都有相当素养，因此吸引当时的精英分子加入，互相激荡后，形成思想风潮的带领者。到了近代，则产生所谓的“技术团体”，他们是“祗洹精舍”及其“支那内学院”等机构，可说是近代中国新式佛学教育的先驱。通过各种语言训练及学科训练，强化对佛学思想的研究。同时把触角伸到国外对原始佛教的研究，而产生对传统佛学、经典的新诠释。

李志夫教授则从文化、社会的影响，提出另一种分类模式：第一期以玄奘大师为代表，着重经典的理解。由政府出钱提供道场，出家法师负责教育，主要集中在城市。第二期在禅宗以后，以百丈大师所发展出来的丛林制度为主。重心转到寺庙，师徒相授，注重悟境开展。第三期为清末民初的佛学院，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产生。这些具备新式教育精神的佛学院，成为丛林制度与西方教育的综合体。期间又分别以两种形态展开：其一是以僧伽教育为主的佛教教育，为小型佛学院；其二为佛学思想研究机构。第四期则为现在正蓬勃展开的现代综合教育——由佛教团体所办的一般大学，不仅传授佛教思想，更完全采用现代教育方式，分系、分科从事高等教育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