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谈一谈建立台湾佛教主体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发生，是与台湾本土意识的高涨相关联。由此可见，这是政治、社会的范畴向佛教信仰的领域发出来的质疑。这个质疑的对象是台湾佛教徒的宗教认同——为什么台湾佛教徒认同于中国佛教？否则就是认同于外来的（西藏、南传、日本）佛教？为什么不能认同于台湾佛教呢？认为台湾佛教徒充满了“殖民地式的信仰心态”，十分要不得。但是站在佛教信仰者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是没有影响的，难道政治认同可以左右或干涉宗教认同吗？在宗教认同的范畴内，政治考虑其实是完全不相关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拟从政治思维的角度来考察“台湾佛教主体性”的问题，而试图从佛教信仰的实质来探索它的可能性何在？

一个宗教为什么能获得信徒最终的信仰与认同呢？那是因为这个宗教能够提供给信徒完整而终极的安顿与满足；若不能这样，信徒另觅皈依处，乃是极为正常且正当的行为。因此，如果一个地区的佛教尚未成熟到足以满足该地区群众的信仰需求时，自然就会呈现出向外地佛教或外地宗教寻求信仰的趋向，这样，该地的佛教就可以说是尚未建立其主体性。如东晋释道安，即使在当时系一代之望，为天下所皈信，但是他却仍然时常哀叹出生于边国，无法穷究佛法的深义。在早期中国佛教徒这样的心理背景下，欢迎胡僧梵僧的来临，甚至不畏艰难的入竺求法，遂成为无可抗拒的大势。等到隋唐以后，中国佛教逐渐成熟起来，才有所谓中国佛教的主体性，中国佛教不但创立了自己的宗派，而且唐朝的首都长安成为周边各民族的佛教中心，中国佛教大师成为邻国留学僧的宗教指导者，中国佛教的思想和修行方法成为其他民族奉行的标准。因此一个地区的佛教主体性，是以其所具备的宗教能量为条件，而非以民族意识、国家认同为条件。中国历史上儒道两家以“华夷之辨”来责备佛教徒，从来没有动摇过中国佛教徒对佛教的皈依与认同，因为那些责备只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纠缠与混淆。

因此，建立台湾佛教的主体性，其关键在于台湾地区有没有能够提供信徒完整宗教需求的佛教宗派。既然台湾佛教和中国佛教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那么台湾佛教的主体性就是中国佛教的主体性，台湾佛教徒对于同质性的中国佛教有认同感，一点也不奇怪，当然也不应讥评。同样的道理，如果台湾的传统中国佛教不再能提供信徒宗教需求的真正满足，那么他们对外地佛教有了更多的崇敬与学习动力，甚至最终认同于它，那也不是任何民族意识、地域观念所能抵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