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澳门佛教，是对此前澳门佛教传统的直接继承。因此，这一时期澳门佛教的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于内地佛教向澳门的传播。

晚清时期的一些澳门佛教寺僧，就是从内地得法的，如普济禅院逸文通俊老大师、裕闲勤老大师、敬闲通羡老大师、树闲通荫老大师、在闲安老大师、永保通灯大师和致中通理大师等在内地得法为洞宗三十六世。而镜台本明老大师，既为广州大佛寺的后堂，又为澳门普济禅院的住持，得法为洞宗博山下第十三世。其他普济禅院高僧，如合初性老大师得法为洞宗博山海幢第十二世。

不过，总体说来，由于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极度衰退，澳门佛教与内地佛教一样，也呈现出衰落之势。晚清以来澳门佛教文化的真正振兴，是在辛亥革命以后。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辛亥革命本身虽然因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告失败，但是，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体制的伟大历史意义则是显而易见的。仅从佛教来说，晚清佛教已是极度衰微了，但是辛亥革命的浪潮推动着佛教界和社会有识之士逐渐奋起革新佛教旧制、实行佛教文化振兴计划。在这种背景之下，深受内地佛教文化影响的澳门佛教，当然也随之发生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直到20世纪的九十年代，仍然持续发展着。

辛亥革命后，来自内地的佛教文化以各种新的方式影响着澳门近百年佛教的发展。民国初期，祖籍广东香山县南屏乡的张玉涛居士来澳门奉母，率家族创立念佛道场，“仿远祖张抡，以莲社颜其居”，开创澳门近代家庭念佛道场之先。1918年，他再次来澳门，仿效当时内地正在组织的佛教居士林讲习所等新式学佛机构，在澳门率先创设佛声社。1925年，他又将澳门故居的念佛道场改为无量寿功德林，由澳门政府批准，永为慈善女修院，并礼请上海灵山寺高僧朝林老和尚挂临济钟板。1930年代，他依照内地兴起的佛学院的样式，在香港何东莲觉居士的帮助下，在无量寿功德林组织佛学院，为港澳地区的佛教女众进行现代新式的佛教教育。

在抗日战争时期，弘法香港的竺摩法师，应邀来澳门讲经弘法，在无量寿功德林的讲经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以至于澳门佛教界盛情邀请他留澳弘法，无量寿功德林因此成为以竺摩法师为代表的来自内地的佛教高僧在澳门传播佛教文化的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