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宁波大榭码头至普陀山往返的快艇上，时常都会播放着一九九七年普陀山露天观音菩萨圣像开光时庄严隆重的盛大场面，其中主法者是前任全山方丈妙善老和尚。画面中，那浑厚有力的法音、稳健洒脱的动作，以及功德圆满、难以自禁的喜悦之情，不断地映入我的眼帘，进入我的脑海，每每勾起我对妙善老和尚深深的回忆。

最早听到妙善老和尚（以下称“妙老”）的鸿名，是在一九八九年其荣膺全山方丈之后。当时，恩师月西上人携七塔禅寺众执事赴普陀山莅会庆贺，归来后，恩师向大家盛赞妙老的德行，称是我们浙江不可多得的一位高僧，此次成为全山方丈，是实至名归，既是普陀山的光荣，也是浙江佛教界的光荣！后来恩师教诲我们时，几次提及妙老年青时在扬州高旻寺禅坐苦行，后来在普陀山闭关精进，禅修功夫非常了不起，以此鼓励我们用功修行。恩师的话，令年青的我对妙老心生敬仰，常思亲眼睹其风采。

初次得识妙老，是在一九九一年的一个晚上，恩师和妙老从杭州开会归来。当时，妙老担任省佛协会长，恩师担任省佛协常务副会长，来去杭州经常结伴同行。由于回普陀山已没有班船，妙老当晚只得留宿七塔禅寺。恩师在丈室书房请他用晚餐，四菜一汤，饭食很简单。饭后，两人在书房畅谈至深夜，毫无倦意，看来十分投缘。当时，妙老身穿土黄色尼长衫，戴着黑色的观音斗帽，身材魁梧，慈眉善目，气宇非凡，显得很有精神，是我心目中的那种有道高僧。

第二次见到妙老，是在一九九三年三月初，恩师月西上人舍报归西告别法会上。这一天来了许多人，有地方领导，各地高僧大德，护法信徒等齐集一堂，送别恩师，足见恩师生前德望非常。妙老亦在百忙中赶来莅会。也许是见我在师父灵前非常伤心难过，为减轻我--月西老友的徒弟--的痛苦心情，妙老让同来的普陀山执事转告我：“你如果愿意到普陀山常住，随时可以来找我。”因自己当时年纪很轻，侍奉师父才三年时间，师父的突然离去，使我一下子陷入孤独无助的困境，茫然失措，极度窘迫彷徨！当时，得闻妙老的亲切关心，令我感动不已，热泪一下子夺眶而出，心里顿时感觉踏实了许多！事后，我打起精神，于当年下半年圆满完成学业，回到七塔禅寺为常住服务，继续着恩师未竟的事业。每当工作中遇到挫折坎坷时，我就会想起妙老当初的叮咛，想著有人在一直关心着我，就像师父在世关心我一样，我并不孤独，并非无助者。每每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就会生起一股暖流，浑身焕发出新的活力，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常住事业中。今天仔细想来，妙老真是体贴入微，在关键时刻向我伸出援手，引导我走出迷茫，燃起我对治困难的信心和勇气，真是慈悲无量，智慧无量！

由于宁波特殊的地理位置，凡朝礼普陀山的信众香客，大多须在三江口上船，涉海五六小时方能抵岸。七塔禅寺距离三江口不远，这座市区最大的寺院自然就成为朝山者的中转之地；加之明代时曾作为普陀山别院，替代普陀山道场达一百二十多年，是远近闻名的“小普陀”观音道场，成为朝山者的首选之地，历来信众云集，香火十分旺盛。因此，改革开放后，恩师月西上人在复兴道场的同时，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加强与普陀山的联系合作，与妙善老和尚结下了深厚的法情道谊。恩师圆寂后，我承继这种传统，认真对待海内外朝圣香客的接待，为大家安排食宿，帮助购买车、船、机票，来回接送到站等；同时做好普陀山妙老、众执事及相关办事人员的接待、服务工作，使七塔禅寺成为普陀山的“前站”。

当时，妙老要经常赴杭州开会或处理会务，其侍者王友昌居士提前来电话通知，请我去码头接送，中午在七塔禅寺简单吃顿素斋，然后匆匆忙忙赶火车去杭州；有时为了赶班次，从码头上车直奔车站，在车上就用茶水吃点馒头面包，就顶一顿午饭。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刚在船上摇晃了五六个小时，没有吃口热饭，又要乘火车颠簸几小时，疲累是可想而知的。为此，我常想劝妙老提前一天到七塔道场夜宿休息，次日再宽松赴会，可见到他那种争分夺秒的忘我工作热情，我常欲言又止。由于有这种殊胜的因缘，我得以亲近妙老的机会也比较多，常抽空向他请益，如怎样组织僧众学修、殿宇修缮、道场管理等问题，每次他都慈悲开示，教我怎样达到理事圆融无碍，使我受益颇多。妙老给人的印象，一直精神饱满，脸上经常带着慈祥和蔼的微笑，使人乐与亲近；饮食不甚讲究，粗茶淡饭，甚至馒头碱菜亦为佳肴美味。他总是说，现在比过去好很多，要知足，知足才能常乐嘛！为此，我常常感念自己福分不浅，有这样的好因好缘，能够亲近妙老，所以备加珍惜这一段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