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慧法师于钱穆故居演讲侧记

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昭慧法师至台北市外双溪钱穆故居“素书楼”演讲。[1]讲题是：“缘起中道--佛法的生活智慧”。讲座开始，先由东吴大学中文系林伯谦教授前来主持。讲座结束前半小时，东吴大学哲学系主任特别自台中东海大学赶回来，主持问题讨论。法师于开场白中，特别以钱穆故居的素书楼与天津梁启超故居的饮冰室对照，谈述自己到此二处，同是一种“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的情怀。

紧接着近两个小时，法师从近取譬，娓娓谈述其一以贯之的佛教伦理学系统理论“缘起→护生→中道”，并特别提及缘起观照的智慧，在利他的“护生”之外，所能产生的“自利”功能。本次演讲，钱穆故居全程录音，或将整理成文字稿，故此不赘。笔者要提的是演讲终场前叶海烟教授的致词，以及听众提问时法师的回答内容。

一位女性听众问了两个极有深度的问题：

一、有一则禅宗公案，禅师谓其座下弟子二人业已开悟，可以下山分化一方了。两人结伴而行，途中遇到一具死尸，一人留下来安葬之，另一人望望然而去。有人质疑禅师：弃之而去者焉能称之为开悟？禅师答云：“留下来的弟子有慈悲之德，离去的弟子则是已经解脱。”请问：何以见得此人已经解脱？

二、一次研讨会上，某佛教徒教授言：佛教徒爱好和平，不会发动战争。当场即有一人表不赞同并举证云：锡兰全国信奉佛教，但仍与塔米尔族人发生战争。请问法师有何看法？

法师回答：第一个问题中，留下的弟子有慈悲之德，殆无疑义，但离去的弟子是否业已解脱，则从陈述内容无法加以研判。今天如果将死尸换作是奄奄一息的痛苦病患，也许比较容易判断弃之而去者应属冷漠不仁，而非解脱自在；但是弃死尸而不葬，则见仁见智，因为我们也不妨解读作：离去者认为死尸无论葬与不葬，同样是化作尘土。所以仅从死尸不葬之公案，无法研判离去者是否业已开悟。

至于第二个问题，法师的回答是：人性之恶，未必在凡夫佛教徒身上即已无之，但重点是，无论是在斯里兰卡与塔米尔族人争战的政府军，还是在缅甸软禁翁山苏姬的军政府，他们都无法从佛经之中，找到其恶行正当性的依据；亦即，他们无法以佛法来合理化其恶行。

他并举阿富汗与印度喀什米尔为例，说明它们都是古代佛教文化的重镇，曾几何时，竟然全面“伊斯兰化”了。不但人民在被伊斯兰王朝征服之后，全盘改变了宗教信仰，即连默默无言以观世相的巴米扬大佛，也都不被阿富汗神学士政权放过。一丁点的异教遗痕，他们的对付方式都是“必欲除之而后快”。

伊斯兰圣战份子拉高了基回冲突的基调，而佛教在历史上同样受到过重大摧残，不断从其原本的教化区域退场。但其回报方式，却不是以牙还牙的“反恐报复”，而是诸如为印尼红溪河贫民建筑大爱村，并于村中设置清真寺之类无私宽容的慈悲行。佛教的非暴力主义，使得它在异教摧残时，经常只能扮演“退场”的角色。也许我们只能自嘲地说：“佛教在阿富汗与喀什米尔的退场，最起码的好处就是，该地区民族与宗教间的血海深仇，恩怨纠葛，佛教没有参与其间。”

但两千多年的人类历史，放在地球史的座标上来看，可能还太短暂了。我们容或无法研判到底佛教的“以德报怨”较为有利，还是以牙还牙的“反恐报复”较为有利。然而无论如何，佛教以“护生”为根本精神，如果违背了“护生”精神，那么，即使佛教拥有了整个世界，也已失去了佛法的意义。

叶海烟教授极为赞叹法师在佛教伦理学方面哲学思辨的敏锐，诸如在“刀下请留总统猪”乃至“学术评鉴”议题方面的卓越见地，以及反核、反赌、提倡动物保护等即知即行的勇猛。笔者颇为讶异他如此熟悉法师的社运动态与写作近况。他并画龙点睛地回应本次讲题之“中道”论，指出：法师刚才回答的内容，正是她一以贯之的“中道”思维。叶教授谦虚地提到：他在前次上课时，正好讲到“中道”，亦即八正道；下次可就法师今日的“中道”论而加以补充。

在介绍法师的“教授”职衔时，叶教授寄予“得来不易”之慨叹焉。由于法师四年前被诬陷而置身险恶境地时，叶教授挺身仗义执言，推崇法师《佛教伦理学》的学术成就，使得躲在暗处射冷箭的人，再也不敢明目张胆，继续构陷法师。叶教授实乃是法师生命中的“贵人”。此番慨叹虽只有“得来不易”四字，却是意蕴深长。

一位男性听众于叶教授致词之后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依今年八月间的神猪事件指出：法师反对神猪祭的做法，可能只是嘉惠了少数，却伤害了多数；而我们应崇尚“自然”，动物被人食用，也是顺应自然的事。法师不与他争论她的看法到底是“嘉惠少数”还是“嘉惠多数”，也不与他争论“顺应自然”的价值观是否正确，只是顺着他的思路而简短反诘道：

“请你证明：我的做法是如何‘嘉惠了少数，却伤害了多数’。只要你提得出证明，我愿意随时调整我的看法与做法。还有，即使是顺应自然，我们要请问：让神猪重逾一千斤，胖到瘫痪，这难道是‘顺应自然’的行为吗？”

回程途中，叶教授特别提到这段问答，赞叹法师说：这正是效益主义的难题--效益主义如何具体提出量化数据，用以证明他的主张能带来“多数人的效益”，法师临场立刻把问题丢回给那位听众，让他自行面对效益主义的难题，实属高明。哲学思辨敏锐的叶教授，对昭慧法师思想或治学的特色，往往一语点出要诀，实在是“内行看门道”，因此笔者实深为法师会遇叶教授这样一位思想上的知音，而深感庆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钱穆故居策画“传统生命智慧”系列讲座共计四次，由故居执行长叶海烟教授邀请教授们分别讲授儒释道三家与易经的生命智慧。本次是第三场，前两场分别由郭文夫教授与杜保瑞教授讲授易经哲学与庄子哲学，第四场（12月20日）将由中央研究院院士劳思光教授讲授〈史学功能与儒学的历史观〉。

“素书楼”原为钱穆先生及夫人自港返台选择隐居终老之处。民国56年，钱先生以一代儒宗地位，在政府礼贤下士、多次恳邀之下，翩然来台觅地建屋，得外双溪今址。素书楼内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是主人多年的心血，夹步道而迎的枫树、房舍后方挺立的竹子，庭园里的茶花等更是夫人亲手植栽。

“素书楼”命名源于钱先生无锡七房桥五世同堂之故居，母亲居所“素书堂”，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而命名。钱先生在其间讲学著述不断，成就甚高，有人在“素书楼”听课，一听就是20年，由学生听成教授后，再带学生来听。钱先生在课堂上总是神采飞扬，让听者感受到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并深受感动，也难怪先生的讲堂每每座无虚席。

居住22年后，先生以96高龄迁出，另觅居所，不幸在数月后滆然辞世。民国90年12月31日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委托东吴大学经营，并于91年3月29日重新开馆。（以上四段钱穆故居介绍文字，摘自钱穆故居网站）